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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通讯报道

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周立波 人气:

                   周立波
 
报上的通讯最能迅速反映当前的运动、事件和人物的思想动态。通讯报道不但应该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并且要有清晰的政策思想。在这方面,同志们比我懂得还多些,我就不讲了。
首先,谈谈写作的准备。
对于描写的对象,不论人物和事件,我们都应该进行一番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没有进行这一番工作,随便提笔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流于空洞,就一定是公式一套。
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各色人等,都是互不相同的,你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外貌、行动、心理和语言,所有的人,各个不同。比方我们到了海边上,对于眼前的大海,一定是惊叹它的波浪的汹涌,海空的辽阔和色彩的变幻;但是我晓得,有位内地的农民,到了海边,表示了和这完全两样的感想。他说:“这一片海要是土地就好了。”在这点上,农民和知识分子大不相同。他不欣赏海,他更不关心能种庄稼的土地。人们的阶级、身世、工作、生活、环境等,都能影响和制约他们的行动和心理,使得他们具有各各不同的,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性格的特征。我们写作者,就要识识这一些特征,才能写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对于事件,小而至于两公婆吵架,大而至于生养死葬、悲欢离合,如果要写,就要进行细密的观察。一般地说,小事易写,大事难描。例如天安门五十万人的游行,就不易反映。眼前只见一片人的海洋,红旗的海洋,你去观察哪一个人呢?把所有的人都看一看,并且写到文章里,是不可能的。必须选择几个重点,用特写镜头描绘,来概括其余。土改也是件大事,一个村庄的范围就小了。村庄虽小,但都是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解剖了一个麻雀,其余可以概见了。因此,要写一个大的事件或运动,一定要有所选择,有所删除,也有所强调,绝不能够把那个千头万绪的生活的现象一一地加以罗列和模写。
写事件如此,写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也是一样,也只能把那个人的具有特征的事迹突出地描写。最近,我在《长沙日报》上,读了一篇关于工业劳模巫雪兰的通讯。有一段,写巫雪兰在长沙开会,发现她前排一位同志穿的蓝制服,是次布做的,有根线头子吊在布上。她感到难过,认为工厂里出了次布,有她的一份责任。一位织布女工,天天跟布打交道,注意人家身上穿的衣料的质量,是很自然的事,作者用这一点来表现这位劳模的责任感是很忠实、很在说服力量的。
记者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有点不同。我们写东西,可以从容点。记者就不行,报纸等着他的文章用。他到一个新地方,反映情况要快。新闻就是新鲜,等到新闻变成了旧闻,成为历史,他再慢慢写回来,报纸也就用不着了。记者到一个县里,首先自然也是看,然后向有关方面采访第一手材料,但我以为找几本县志,或是别的书面材料看一看,也是有盒的。《人民日报》刊载的《桂林的山水》一文,写得充实,有趣。作者引了许多关于桂林山水的旧材料,使文章增加了色彩。
材料是不怕多的,材料少了不好办;但也有一些同志,在一大堆材料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无从动笔。我以为,动笔以前要把一切材料看一遍,从这中间发现问题,确定主题。主题是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研究了材料,有了主题,就可粘住题目,像裁缝一样,动起剪刀来,和主题有关的,请它留下,和主题没有关联的,就暂时不要。材料不怕多,只怕少,正如裁缝做衣服不怕布多,只怕布少一样。文章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主要是由于材料不足,或是没有深刻的确实的材料的缘故。
有了材料,定了主题,可以做一个提纲。过去,我写文章不做提纲,现在做了。做比不做好一些。提纲略如建造房子搭起来的脚手架。房子建成以后,那形式和脚手架不一定完全相同,脚手架是新屋的临时框框,与此略同,提纲是文章的框框。
记者要时刻注意,自己是报道事实,是用事实来进行宣传,来表明党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情况的。要记叙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尚空谈,不要浮夸。作者的私议,个人的鉴定,固然容许,夹叙夹议的文章也是要得的;但既是新闻,是报道,而不是评论,总应该叙多于论。事多于评。高明的记者宁可多多叙胜于雄辩的事实,让读者看到了事实。自下判断,自得结论。高明的记者总是尽量控制自己插嘴的。我却常常看到这样的文章:“这个同志一贯细心,十分负责、热情和顽强”等等,如果没有具体事实的描述,这些字眼,在读者看来,如果没有作者主观的臆测。还有些作者,习于浮夸。例如,有这样的赞辞:“他的风格高于喜马拉雅山。”我们这里,很少有人见过喜马拉雅山,而风格的高低和喜马拉雅山相比,也有一点不大合适的样子。与其用这些浮夸的形容,倒不如把一桩足以表现他的风格的高尚的事迹,老老实实描写出来,更有力一些。
要依据事实,但是,正如上边说过的,一味地罗列事实也是不对的。例如要写烈士董存瑞,头顶炸药包炸桥梁的情节,就必须详细地描写,因为这是董存瑞之所以为董存瑞的中心的关键的事实。我们古代的作家,是很会突出中心,删除枝节的。例如《木兰辞》,写木兰代父应征,离家和荣归,都非常详细,而且生动。但征战的十年,却只简单几笔带过了。“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朔气传金铎,寒光照铁衣”短短四句,概括了万里途程,十易寒暑,使通篇都集中在木兰和她的一家上面。我们的作者,常常怀着这样的好心,譬如看了这里有一千人吧,只想把这一千人的事情告诉读者,这又哪里能行呢?一篇通讯只能写出个把两个典型人物,不能写多。古典戏剧家是很懂这个道理的。一出戏里,出场人物总不多,而且,是一个个出来。有些主要人物出场的时候,先在里面唱一句,声音嘹亮,使人只想看到他,然后,他才慢慢踱出来,有一些,还用衣袖遮着脸,这样一来,使得观众越发想见他了。这些做法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加强人物在观众心目中间的印象。这一点,值得记者们在写人物特写的时候,作为借鉴。通讯的篇幅往往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笔墨必须高度地集中。这也正如打拳的人,五个指头一定要紧紧地捏成一拳头,这样打出去,才有力量。如果五个指头分开来,那就没有力量了。文章必须集中写一两件事,切忌分散了笔墨。
对于一件事,一个人,记者不但要注意他们的共性,尤其要察看他们的个性。我们如果写一段这样的文章:“有一天,一只母鸡下了一个蛋,叫了几声,就不叫了。”这文章通不通呢?很通。有没有价值?我看很低。因为他告诉我们是我们早已知道的鸡的共性。如果经过比较精细的观察,写出这样的文章:“母鸡拾到一点食,就跑得远远的,自己去吃。但她孵出小鸡以后,见了食物,自己不吃,让给小鸡,有时候,把吃到嘴里,也吐出来给鸡崽子们。就是鸡,也有这样的天性。”这样的叙事,比上面的文章好一些,因为它记叙了一点人们也许不大注意的事情。
文章不要只写人人知道的共性,要写新鲜事物的突出的特点。鲁迅说:要写眼睛,不要只在头发上面做文章。眼睛能够表现各人的个性,各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中国有一句古话:“怒发冲冠”,是说人一发脾气,头发竖起来,把帽子都冲掉了。我也发过脾气,但是我的头发从来没有把帽子冲走。可见“怒发冲冠”是没有的事,不信,你们试试看。但是眼睛,愤怒有愤怒的表情,悲哀有悲哀的样子。当然,叫大家多写眼睛,少写头发,那意义是不限于两者的。
记者跑的地方多,这是一个好条件。一切东西的好坏,从比较上可以看得更清楚。记者看得多,有了比较,容易发现所要报道的地方的突出东西。中国很大,南方和北方在居住、饮食、风俗、习惯、语言等等方面都有差别。比较一下,各地的特色容易看出来,看得出,也写得出。因此,我主张记者多跑地方。不但记者,作家也可以多看些省和县。屈原、李白、杜甫,跑的地方都是很多的。我很想到三峡看看,因为现在不去看,将来不久,自古有名的三峡的原来的样子,就看不到了。
记者们要看得多,了解得深,又要写得短。奇文不在于长短。我们的古人会写长文章,也精于短作。《木兰辞》、《陌上桑》,都非常短。《孔雀东南飞》也不太长,但都写出了生动的人物和动人的事件,流传至今,人们还爱读。文章也有长而又好的,如《资本论》,如《红楼梦》,都十分长,但那是“有话即长”。一个通讯,内容不多,应该短些,这叫做“无话即短”。报上文章,无论如何,不宜太长。但现在都偏向于长。标题有消息那么长,消息又赶上了通讯,通讯却和小说比长短。我以为这是不十分好的。在延安,毛主席开过一次压缩会议,提倡把文章缩短,现在《人民日报》第八版正在鼓吹写短文,我们都应该学习.
不管写小说,或是写报道,我都主张口语化。要从劳动人民的口头上汲取新鲜、活泼的语言。工农语言都具体生动,譬如这件事情有把握,农民就说:“荞麦田里捉乌龟,十拿九稳。”农民李顺达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就很欢迎。在城市工作的同志们,顶好常常找机会到郊区去和农民接触一下,跟他们谈谈,学一些东西。去年在乡下,我跟一位农民坐一起,是四月天,看见地坪里一株桃花正开着,他说:“桃花开,李花谢,一日三餐不得夜。”这说明日子长了,工夫又紧,口粮要得多。好多农民的谚语,对天气情况,耕作方法,都有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向古典文学大师学习。我国的诗词,短小精练。一首诗有时只有二十八个字,或是五十六个字,但你读了,眼前就能出现一种形象,一片风景。“爱晚亭”旁边,写了杜牧一首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有人把“白云生处”改为“白云深处”,人家如果埋在白云的深处,别人就看不见了。一个字都不好移易,证明旧体诗词深于锤炼的工夫。牛希济的《生查子》,写情人相别,精妙极了。未尾两句是写别后的怀思:“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到一处地方,看见绿色的芳草,就想起了爱人的绿色的罗裙。促使发生这种联想的,不过是芳草的绿的颜色,但是油漆也有绿色的,如果我们改成“记得绿罗裙,处处怜油漆”。好不好呢?很难说好,因为不美。写文章要讲究一定的修辞,也是必要的。
报纸是人人要看,通讯是人人要读的。我们希望和我们天天见面的报纸上,常常有些精美的通讯。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于长沙
 
(原载《新闻评论》1959年14期)
                         
(责编   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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