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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高千尺 根在大地

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胡光凡 人气:

                 ——文学与生活浅论
 
                     胡光凡
 
老作家玛拉沁夫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深有感触地对《文艺报》记者说:总书记“并不是简单地提深入生活,而是要求文艺家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个要求很高啊!要求作家把根真正地扎下去,万不可用‘采风’取代”。
我很赞赏这位老作家的见解。
在当代作家中,描写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圣手柳青、周立波被认为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楷模。他们为了同人民群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都毅然决然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陕西和湖南,在农村安家落户,一住10余年,并且亲身参加农业合作化各个阶段的实际工作,从而创作了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艰巨历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和《山乡巨变》。玛拉沁夫的代表作《茫茫的草原》,也是他长期扎根草原牧民中,在小说创作上获得的丰硕成果。
这些老一辈作家的切身体验启示我们:所谓“扎根”就是要把自己的艺术生命之根真正扎在人民之中,扎在生活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保持鱼水关系。这种联系和关系,既是实践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它是一种从身心、从生活到艺术创造的内在联系,是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之间的水乳交融,其内涵是生活的,具体的,丰富多彩的,而不只是表面工夫,更不是空洞的口号。作家真正在人民生活中扎了根,他与人民的关系、与新的时代的关系,就不复是“走马看花”或“蜻蜓点水”似的“接触过”,也不是“曾经沧海”的“阅历过”,而是真正融为一体的“贴近”和“结合”。这样,他也就能像习近平所期望的那样:“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诚心诚意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老一辈作家的艺术实践证明,建立生活和创作“根据地”确实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好办法,值得提倡,但它也不是唯一的途径。今天,许多地方把经常性采风与长期驻点、定期挂职等结合起来,形成机制,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服务群众,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周立波生前谈到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时,曾经说过:“作家从事精神生产,每一个相当于一个工厂。他们究竟采取那种方式深入生活,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因人制宜,给他们以自由回旋的余地。”他从中外文学史上梳理出几位代表性的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不同方式,对今天的作家仍不失借鉴意义。
一、托尔斯泰式。这位19世纪出身于沙俄贵族的文学巨人,其人生经历极为丰富、复杂,他“一会住在彼得保,一会住在农村”;当过炮兵军官,参加过战争,并两次去西欧旅行……。因此,他对沙俄时代上流社会贵族、地主的生活和农奴、宗法制度下农民的生活都非常熟悉,青年时代参加南高加索一个城市保卫战的亲身经历,更为其不朽之作《战争与和平》积累了生活的素材。正因为他的艺术生命之根,深深扎在19世纪俄罗斯人民广阔而深厚的生活和斗争的肥沃土壤上,他才能创作出“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国画”,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语)。
二、肖洛霍夫式。他出生于20世纪前苏联顿河畔一个哥萨克村庄,青少年时代就在顿河一带工作和流浪,并曾参加过革命部队与白匪作战。这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其生活和创作道路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从早期创作开始,就一直怀着极大的热情,着重写自己所最熟悉的故乡——顿河流域哥萨克的风土人情和动荡生活。其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为读者展示了一部“关于苏维埃生活的编年史”,真实、生动地描画和讴歌了家乡人民怎样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创建新生活。
三、杜甫式。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生活在我国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大动荡时代,虽然仕途屡遭挫折,只能在战乱中飘泊异乡,潦倒而终,但他从没有回避现实,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危亡、民生的疾苦。他的艺术生命之根深植在底层人民之中,一些最好的诗篇如《三吏》、《三别》、《登岳阳楼》和《岁宴行》等,都是在流浪过程中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深切了解他们的苦难、情绪、愿望之后才写出来的。一部杜诗,成为那个时代的形象的历史——“诗史”。
四、曹雪芹式。众所周知,他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红楼梦》的作者,出生于清康熙、雍正年间一个封建官僚地主的家庭,早年在南京有过一段享尽荣华富贵的生活;晚年住在北京西郊,生活贫困,经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写出这部伟大作品(前80回)。周立波说他是“半辈子生活,半辈子写作”(他只活了40多岁)。巴金说得很剀切:“曹雪芹的《红楼梦》虽不是自传,但有自传的成份。倘使他不是生活在那个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文学的作用》)
五、蒲松龄式。清代这位杰出短篇小说家,一生贫困,为了谋生,教过30年私塾。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和在外游学,而又“雅爱搜神,喜人谈鬼”,所以他积累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聊斋志异》。在创作过程中,他想出一个搜集素材的好办法:在行人大道旁设个茶座,置烟茗于身旁,“见行道者过,必强制与语,搜奇说异”,“必令畅谈乃已”,居然坚持20余寒暑。这个方式有点像今天的采风,他就是通过这种经年累月的“采风”,从人民生活中汲取了不枯竭的创作源泉。
综上所述,这些文学大师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道路是大不相同的,并且具有迥然不同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把自己艺术生命之根牢牢扎在人民和生活的沃土中。他们的成功经验,最有说服力地印证了习近平的如下论断:“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可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树高千尺,根在大地,根深才能枝繁叶茂、花红果硕!
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今天的文艺家理当更加自觉地“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吸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样,就有可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的优秀作品,在中华大地卓立起一株株枝叶扶疏的撑天大树——跻身世界艺术高峰的大作品、大作家!
 
(2015年3月20日)
 
(责编   邹  理)
 
作者简介:胡光凡,益阳人,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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