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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周扬”

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吴敏 人气:

               ——顾骧先生访谈录
 
                  吴敏
 
整理者说明:
顾骧,生于1930年,江苏盐城人,1944年加入阜东新四军文工团,1959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1980年进入中宣部,1985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以后,他为周扬担任文字秘书工作,亲历了晚年周扬的种种风波,其著作《晚年周扬》产生了很大影响。
2011年,经由徐庆全先生的介绍,我见到了顾骧先生,并且陆陆续续地向他请教一些关于周扬的问题。作为亲历者,顾骧先生谈到1979年理论务虚会对周扬思想的冲击力、周扬回到中宣部的内幕、《周扬近作》的编辑出版、《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起草情况等史实。对于周扬晚年的思想解放现象是不是“跟风派”、《关于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否收入《周扬文集》等问题,顾骧先生根据史实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反复强调要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周扬。
 
周扬与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
 
吴敏:顾骧先生,您曾说1979年1-4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周扬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请您详细谈谈这次会议的情况。
顾骧:务虚会议是周扬思想变化的节点。务虚会议是了不起的事。1977年我跟周扬谈话,谈建国以后的文艺发展史,周扬的基本思维定势没有太大变化,与文革前差不多,基本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认为左的文艺方向是对的。但是务虚会议、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周扬的思想有了截然的变化。现在还没有人总结这些“变化”在哪里。周扬的变化,务虚会议是关键。
务虚会议是在新时期思想启蒙的1980年代——这里不是确定地指1980年。“1980年代”可以说从1978年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到1989年天安门清场为止,大约十来年。这十年太重要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在20世纪中国里,它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时代。8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讨论后,作为一个会议来升华、贯彻、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理论务虚会议。这是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会议,不是中宣部会议。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空前绝后。
“务虚会”原来是李先念提出应该讨论经济问题如何搞,后来叶剑英提出一些思想问题要讨论,要解放思想,叫“务虚会议”。1978年底1979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这次会议,由胡耀邦主持。这个务虚会的关键在于从反左开始,以反右结束。会议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逆转。
务虚会议上有许多精英人物批评“凡是派”,真刀真枪地指名批评。“凡是派”的代表人物是汪东兴(本来是华国锋),包括熊复、吴冷西、胡绳(胡绳后来思想有变化)、张平化,当时还没有胡乔木、邓力群。“思想解放派”的有胡绩伟、王若水、《光明日报》的马倍文等一大批人,短兵相接地批评“凡是派”。这个会议对于左的问题的批评很广很深,涉及到当时很多左的问题,一下子就碰到毛主席,涉及到批毛。外国人讲,中国批毛的第一人是王若水。王若水批评毛主席“山中于死无相往来”、“毛主席是大救星”,提出是“人民忠于党”还是应该“党忠于人民”等问题。以前批“左”是批“四人帮”的“左”,现在把“左”的账算到50年代,认为50年代以后一直是“左”的倾向。现在这么说很自然,但那时候是很大的问题。这个会议思想很开放,是思想启蒙运动的高潮,由胡耀邦主持,很不容易,当时毛泽东才去世几年。
“四人帮”垮台后应该说有三条思想路线,而不是两条。一条是“凡是派”路线,一条是思想解放路线,还有一条是邓小平路线。“凡是派”认为,凡是毛主席讲的话、作的批示,就不能更改,必须贯彻;思想解放派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哪怕是毛主席说过的,不符合实践也要改,没有这一条,思想解放运动不能进行,现代化的路子不能前进。还有一条思想路线是邓小平路线。邓小平刚出来时给华国锋写信,说要遵循“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他也知道,要按“凡是派”的说法,他是不能出来的,毛泽东曾说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他不否定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要遵循,但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准确完整”。从这里可以看出,胡耀邦高明,为人高明,人品高明。胡耀邦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不符合人民的东西就通过实践去改正,这在政治品德、思想理论上是正确的,当时也是担着政治风险的。邓小平后来有贡献,支持胡耀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但他是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半个月后才表态。但以邓小平的地位和影响,他支持和不支持有很大的作用。
这些争论使得务虚会议出现很多情况。胡乔木到邓小平家,说务虚会议不像话,会议有五个“反对”: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这就要求会议刹车,变成胡乔木、邓小平清场,邓小平树立四项基本原则,在会议中间讲四项基本原则。这样,形势突转,会议由反左变成反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文革以后最早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这一辈人基本上还是在专制主义思想体系内,没有现代的民主、自由、真理的现代化思想。
所以,80年代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双方博弈紧张,整个形势逆转。这是务虚会议的大致脉络。
我对周扬的好感、景仰,从务虚会议开始。周扬是务虚会议成员,他的思想变化了。他说: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思想路线问题,而且是政治路线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是经典性的语言,后来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了。周扬跟上来了,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他原来是毛泽东时期的思维定势,现在能够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务虚会议是周扬转变的关键点。
吴敏:理论务虚会以后,周扬回到了中宣部。
顾骧:周扬1979年到中宣部,之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副院长。为什么他能够回到中宣部呢?
当时还是凡是派的思想,张平化说,有人说周扬要回到文化部来,这不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又要复辟了吗?所以,周扬不能到文化部,也不能到中宣部。毛泽东说要给周扬分配工作,但周扬不能到文艺界里来,还是被当作资产阶级路线的头子。有人说是邓力群怂恿胡乔木,胡乔木向邓小平建议周扬到的社科院。周扬在社科院担任的是邓力群下面的一个副院长。那么,是谁让周扬回到中宣部来的?胡耀邦!
胡耀邦并不是出于私人感情或交际,而是经过了考察,经过大的方向的考察,经过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周扬的表现。在三个月的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会议中周扬的观点,还有中宣部的几次会议,譬如科学规划会议讲反封建(讲反封建,周扬是比较早的)、讲两个自由、讲双百方针等,所以,胡耀邦让周扬主持四次文代会,开辟文艺新局面。在周扬之前,四次文代会已经筹备很长时间了,但没有人抓,抓不起来,很多大问题谁敢拍板?真不负胡耀邦的厚望,胡耀邦慧眼识珠。
吴敏:《周扬近作》是您编选的。
顾骧:周扬的“异化论”问题之后,胡乔木等人的文章铺天盖地地批评周扬。1984年,周扬被报告病危,胡耀邦想办法给周扬平反。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找到《人民日报》的总编秦川。《人民日报》过去隶属中央书记处,规格很高,习仲勋和秦川个人关系很好,都是西北人,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向秦川讲了胡耀邦想给周扬平反的意思,想请邓小平去医院看周扬。邓小平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过周扬,这时候不理这个茬儿。胡耀邦的这招棋不行,就另外想办法,那就出一本文集吧。本来全国在批评周扬,现在我们重新发表周扬的文章,不就等于给周扬平反了吗?在报纸上重新发表不合适,出一本书也相当于重新发表了,决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胡耀邦拍板说,这本书不会再受批判了。于是,习仲勋找到秦川,秦川找了苏灵扬和张光年,他们两人找到了我。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紧张地搜集材料,作文字整理,因为有些提法要有些变化。这件事当时只有我来做比较合适,周扬自己在生病。鲁迅说拿着瞿秋白未能出版的文稿就像捏着一把火,我当时拿着周扬的文稿也感觉得是捏着一把火。所以,《周扬近作》出版的这件事不是作家出版社决定的,也不是张光年、江晓天决定的,而是中央的胡耀邦决定的。
吴敏:有人说周扬是跟风派,是机会主义者,选择的是跟胡耀邦还是跟邓小平,周扬谈思想解放,其实是想跟胡耀邦。他总能把握时代发展的浪潮,想要占领时代思想的先机,这样才会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等文章。
顾骧:无稽之谈!这是一般地想像人事关系。跟胡耀邦只能倒霉!那时候,胡耀邦在党内没有权,也受气,不敢拗抗邓小平,周扬为什么不拍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拍邓小平就上去了,让谁当政治局委员就当政治局委员,周扬为什么去拍胡耀邦?你根据客观形势来分析:按照仕途的情况,是跟邓小平还是胡耀邦?谁官大,谁势力大,谁对我的前途有用,我当然跟谁。只有正派的、正直的人,才会有自己的选择原则。我听了这些话真是生气!这是按照自己需要的想像、编造!你跟周扬接触、跟周扬在一起生活、工作吗?我听了这些说法非常生气!
研究一个思想家,要研究他的思想渊源。譬如周扬晚年成为思想运动的先驱者是不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你要在理论上清理他的整个思想脉络。1960年代周扬有很多讲话,后来有人批他是“讲话狂”,当时作为调整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一系列的发言相当开放啊,哎呦,你看看高校文科教材的几次会议的讲话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老实说,已经到了接近文革后的程度了。还譬如说人性论的问题,第三次文代会就是批人性论、人道主义,但周扬的观点已经到了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边缘,他说到了“真人”,说到了19世纪李卓吾的“真人”观,但他不敢再深入了。这种思想发展难道是投机分子吗?周扬的思想发展是很自然的。周扬的思想还要往前追溯,要找他的渊源,譬如尼采。尼采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大得很,鲁迅《文化偏至论》介绍尼采,欣赏尼采。当然,尼采的思想很复杂,有各种东西,但他在那个时期有一些思想可能影响很大,被人欣赏,虽然后来批判尼采的法西斯主义、为希特勒张扬、超人哲学、说他是法西斯理论的吹鼓手、帝国主义理论的前驱者等,但中国人把尼采当作新的思想武器,利用尼采思想来反传统。周扬也是接受了尼采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有强烈的反权威、思想解放的观念。周扬晚年的思想解放并不奇怪,他的思想里有没有尼采的影子,要考证。
吴敏:顾骧先生,我曾经写过《周扬早期的思想观念及其演变》提到周扬与尼采的关系,但您的说法提示我继续去思考,尼采是不是周扬潜意识里的影子,贯穿了他的一生的思想行动。周扬对“五四”深有感情,他是中国现代第二代知识分子。
顾骧:他当然是第二代知识分子,还有夏衍。
 
为周扬起草文章
 
吴敏:请您谈谈给周扬起草文章的一些情况。
顾骧:我1980年前后到中宣部,跟周扬谈不上个人接触,我们相差那么大,我是普通工作人员。周扬在中共党内的工作级别并不高,不过是个副部长,邓力群还是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但周扬在党内影响大。
我跟周扬不打不成交。我批评过他的文章,是关于黑格尔哲学里的命题,我不客气地批评他的理解是错误的,不准确的;他并不完全赞成我的观点,但欣赏我的观点,认为我有哲学根底,多次说我文字好。他到中宣部后指定我为他工作,先是大东西,后来包括小东西。首先是第四次文代会,我也参与起草工作。四次文代会有两个起草组,一个给周扬的报告起草,有林默涵、陈荒煤、冯牧,张光年当时在生病,还有年轻一点的徐非光、郑伯农、刘梦溪、马连宇;还有一个给中央负责人祝辞的起草组,有三个人:唐因、我、刘再复,但我们三个人起草的祝词,中央一个字也没用,听说后来找林涧青做的,我看邓力群《十二个春秋》讲是他做的,他带了魏剑林、张作光,他们三个人做的。这个《祝辞》不错,不是冠冕堂皇的话,讲人民是文艺的母亲、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要由他们自己做主、对文艺不要横加干涉。开会时念到“对文艺不要横加干涉”时,会议长时间鼓掌,这成为一个时期作家最有兴趣反复引用的话。这个祝辞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贪功。
周扬晚年拿笔困难,让我协助他做文字工作。我们互相欣赏。四次文代会后,大约是1981年,文坛有三次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博弈。那时候的较量非常激烈,左的势力非常顽强。中央工作会议要调整经济,陈云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新闻工作,批评文艺工作,这两者都是在胡耀邦的主管之下。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体制改革问题上,一面说经济改革要依靠政治改革,一面又说政治改革要依靠经济改革,要打反左的旗号,因此,中央会议又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观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提了,还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四人帮”之后不久,左的习惯势力很强大,特别是文艺界,所以要统一思想。北京召开了首都党员领导骨干会议,开始是几十个人,后来增加到一百多人,囊括北京的文艺骨干,有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广电部的人,原来是师局级以上干部,后来扩大到处级以上干部。同时还有小会议,在周扬家召开。大会小会总共开了三十多次,我当时有会议记录。
这个百人文艺界领导骨干会议现在很少人知道,很少人谈,但非常重要。左右双方之争白热化,有“三四左右之争”。“老左”有刘白羽、林默涵。这二人都左,但林默涵为人比较正派。他们公开攻击四次文代会犯方向性错误,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把四项基本原则的词汇放在文件里表达。刘白羽说,建立四项基本原则,要反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右”的代表人物是陈荒煤、冯牧,他们认为现在还是要坚持思想解放运动,要坚持反左。这场争论时间长,规模大。最后会议结束,要了结,周扬要总结。如果要明哲保官、老奸巨猾、惟命是从,那就很清楚,跟着上面的调子唱,批右,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就可以扶摇直上。在这件事情中,我对周扬的敬仰油然而生。这时候,邓小平是“大拿”了,你要顺着他,邓小平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周扬在报告中居然有八个字: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我佩服,有骨气!周扬总结,我帮他起草,他说我写,我成文,他修改,返还给我,我又整理文字,打印出来,他最后定稿,这就是《首都文艺界领导骨干会议总结》。因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就要开了,这个骨干会议就不了了之,总结也不了了之。我把这个修改定稿的总结放在《晚年周扬》的“附录”里。
我给周扬起草的一些文章,有些我记不清了。《怀念立波》是我起草的,还有“文艺十条”。“文艺十条”经过三道手,我这里是第一道手,第三道手被中宣部拿去后,完全不同了,贺敬之按他的思想完全改变了。
吴敏:你们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里,为什么一定要讲人道主义的问题呢?
顾骧:我们起草文章,务虚两天,一个人半天。第一个是王若水,讲近百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二个是王元化,讲认知论,第三个是我,讲文艺界的若干理论问题。我是文艺界谈人道主义比较早的。我在1980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发表《人性的阶级性》,否定、批驳过去所说的没有共同人性、只有阶级性、人性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我也提到了异化问题,比较有理论深度,毕竟我学过哲学。周扬原来一定有思想准备,一定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一拍即合。
从理论上看,作为一个思想家,周扬原来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传声筒,对毛泽东言论惟命是从。毛泽东《讲话》之后大量批判人性论的文章,周扬也无所选择地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建国后三十年,中国一条线地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周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讲话》思想,他别无选择。但周扬有矛盾,他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出发,觉得这样不行,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他只能走这条路。到新时期,周扬觉醒了,他开始反叛了。周扬并不是新时期最早提倡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但现在把新时期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的人说成是周扬。对不对,对。譬如,1930年代周扬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很快出名了,周扬也说自己是介绍的“第一人”,但其实不是,当时的小报已经有好几篇文章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但从思想史、理论史上说,还是要归功于周扬,从文章的论述、理论的完整、影响力来说,周扬是第一人。人道主义异化的问题也是这样。周扬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理论的人,但在中国文艺历史上说,按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在人权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周扬是破天荒的,是第一人。
王元化在上海《读书周报》上发表文章《我给周扬写文章》。《关于马克思理论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是我们三个人起草的,怎么能用“我给周扬写文章”这样的标题?王元化这样一个好朋友这样编造,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王元化与周扬以前并不认识,他参加这篇文章的起草班子是我推荐的。当时,贺敬之向中宣部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说中央要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百周年座谈会,我们给周扬搞个班子起草文章,中宣部三个人:徐非光、梁光弟、我,外面请了三个人:陈涌、陆梅林、程乃熙,我在讨论时提议加上王元化。我与王元化此前在云南、庐山、上海一起开过三次会。我说写作班子需要不同的声音。然后是开会讨论、起草工作,他说他主持会议,做起草组的组长,他提出写文化问题。他说的这三点都不对。这个起草班子是中宣部找的,怎么可能请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在上海的人担任起草组的组长,他也不知道中央、中宣部、周扬是什么意见。他还说一定要顾骧参加。本来是我推荐他来的,变成了他说一定要我参加。《王元化文集》里没有他一定要顾骧参加的话,大概是他的大弟子给改掉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第四部分谈“异化”,这部分是我写的,实际上我也没有太多的创造。我是参考了周扬在中央党校的讲话。1980年9月2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讲《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在那次会上放开来讲,讲得神采飞扬,我听了录音。那时的形势比较放松,四千人参加了讨论。我参考的文章还有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就是全部照抄,连标题也是周扬在党校讲话的标题,怎么会是王元化的统稿?
吴敏:周扬在中央党校讲《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章讲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讲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问题,讲得特别好。当时是周扬自己的讲话,还是有起草班子?
顾骧:周扬讲,别人整理记录,文章发表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
 
如何研究周扬
 
吴敏:作周扬研究,怎样面对别人对周扬的批评?
顾骧:开放的时代要有开放的心态。面对周扬的批评,关键要看事实。讲事实,批评周扬,是完全应该的;但不讲事实批评周扬,是偏见。写《丁玲传》的周良沛说,周扬编《周扬文集》坚决反对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收”进去,把“收”字打引号,这是不讲事实的胡扯!是胡编乱造!我作为当事人可以见证。周扬在1950—1960年代有很多问题、错误、不对的东西,应该赞成别人对周扬的批评,这才是实事求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是科学的态度。假如说按照片面的情感的态度,只有一说周扬就反感,这就是宗派主义。我一开始研究周扬就警惕这一点。有人说顾骧是周扬的人。我一直警惕自己,我不要成为周扬的人,我是我,我有独立的人格,我如果是周扬的人,我的研究不就是宗派主义的研究方法吗?
周扬与丁玲,到底有没有个人的私人恩怨?我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公”的一面,特别是文革以后,我认为周扬有“对”的一面。丁玲直到死也没有否认自己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写过一个东西,叫悔过书也好、反省书也好、一个字条也好,你写过,说出去以后离开共产党,侍奉老母,这是你自己承认的,不是别人编造的。在共产党的政治生涯中,这个事情可以说重一点,也可以说轻一点。但再轻一点,按共产党的说法,也是一个政治错误。中组部副部长李锐说,丁玲说的,中组部都说我没问题,你周扬还揪住不放过我?我认为,周扬在这个问题上是秉公的。但周扬与丁玲有没有个人私怨在其中?应该说,有!周扬不是圣人。譬如丁玲攻击周扬个人私事的问题,真伤人啊!过去说这是个大问题,周扬心里能痛快?!周扬利用他的地位来对丁玲趁机报复,应该有。
我没有参加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但从研究材料来看,周扬负不了那么大的责任,他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姚文元讲周扬是“两面派”,讲得是不错的,譬如《武训传》,在运动之前,周扬是喜欢的,但毛泽东讲话后,周扬又把毛泽东的观点从理论上上纲,说《武训传》是“反人民、反历史、反现实主义”,运动的后期,他又由衷地去安慰、缓和一些东西。从情感上说,我总觉得周扬不是坏人。
吴敏:顾骧先生,从您的著述里可以看出,您是比较欣赏周扬的。您赞赏周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顾骧:我钦佩周扬。我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佩服他的为人,佩服他的勇气、骨气、正气。从我不断的对他的观察过程中,从百人会议、三次左右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来,邓小平显然不喜欢他,但他居然不计个人利害,不计个人得失。接下来在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以后,中宣部组织了一次会议围攻他,他在会上舌战群儒,他一个人与胡乔木、邓力群舌战,他明确地提出:我不同意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了不起啊!当时会上的人,不要说是左派人物,就是中间派的几个作家,都闭口不言,噤若寒蝉。周扬了不起啊!有骨气!有人说周扬投机,我很气愤,很难容忍。所以我敬佩他。我对周扬晚年的研究有信赖、情感的因素在里面。
周扬的确聪明、能干、有见解。我见过阳翰笙、夏衍。他们这样说周扬:这个小青年,西装革履,很活跃。到五十年代,他们很佩服周扬。他们年龄都比周扬大。
我敬佩周扬。他常爆发出我没有的激烈的思想,如“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就是要自由化嘛。他有时候就嘲笑挖苦恩格斯。周扬去世前,我已经准备研究他,开始作资料上的准备。
吴敏:在研究周扬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顾骧:在研究方法上,特别应该注重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周扬,应该采用纪实性的文字,实证是前提条件和基础。研究周扬,必须讲实证主义。人都有感情,但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就是不讲历史,不讲史实。当然,研究一定要有感情,但黑是黑,白是白,黑不能说成白,白不能说成黑。
实证主义我们有自己的传统:乾嘉学派、朴学、目录学、考据学等。梁启超和胡适可以说是现代实证主义的大师。他们到过国外,接受了西方思想,用国外的科学眼光重新阐释了中国的乾嘉学派。中国的朴学最接近西方的实证主义。胡适继承了实验主义、实证主义,但我们五十年来破坏了实证主义,批判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然,实证主义也有其局限,胡适自己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有其现代特征。以前共产党讲历史为政治服务,历史变成了假历史、伪历史。搞历史、传记的人,必须讲科学,科学的前提是实证。材料需要充分占有。胡适说,九分材料不能只讲七条。
我的《晚年周扬》有论敌,但没有人挑出我的史实毛病,证实证伪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我写这本书时都在想有没有人跟我打官司,这些材料是你制造的还是真实的,真实的材料是可以佐证的。我的材料是真实的。
我的《晚年周扬》的书现在被禁了,但对周扬的评价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现在GDP路线的负面性越来越明显,要很多年才能弥补,譬如全面腐败的问题。周扬是胡耀邦思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强调以人为中心。周扬对异化问题的研究,出发点是从国家社会前途命运出发的。当时还有一个夭折的问题,就是社会思想运动的目的问题。西方现在评论共产党的七大人物:胡耀邦、赵紫阳、周扬、习仲勋、任仲夷、项南、万里。作为一个文化人,西方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民生、时代进步、普世价值、道德良知,是一定的。专制、横暴、道德迷失、贫富悬殊,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不能持续下去了,一定要变化的。
你做周扬研究,我劝你一条,把中国近现代历史读懂,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思潮,这样的研究才能提高,否则就还是在别人的圈子里。你的研究要扩大范围,从文学革命、五四到现在,要重新看待。那时候,国破家亡,唱“松花江上”,真是流泪。那时候的青年是热血的,有家国情结,认为只有投奔共产党才有出路。在三十年代,周扬追求进步,从国家民族出发,他与五四、尼采关系直接。
第一步做“年谱”,功莫大焉。历史可以作假,传记可以作假,但年谱不能作假,要扎扎实实地搞。你对材料一定要辨析、对比、考证、训诂,一定要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各种材料,都是当事人,讲出来就是不一样的。
(整理者吴敏,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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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敏,湖南湘乡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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