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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谷城“历史完形论”史学观及当代启示

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莫志斌 人气:

                       莫志斌
 
【摘要】  关于“历史完形论”的基本理论。中国史家常用的几种体裁的史书最大的缺陷是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把维护历史的客观性和完整性作为编著通史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  历史完形论   史学观   当代启示
 
周谷城(1898--1996),他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纵论古今,评说中外”的史学大家和教育家。他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七十多年,研究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到史学、教育学、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一生著述丰富,有专著十多部,论文二百多篇。他对史学情有独钟,研究甚深,是20世纪我国唯一以一人之力撰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部宏著的史学家,其史学成就至今在史学界仍广为传颂。之所以周谷城史学成就蜚声海内外,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在于他能不囿成见,力创新论,且将之运用于著述中。本文就其创立的“历史完形论”及当代启示作论析。
周谷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不能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史学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理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为此,他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审视客观历史事实,提出了“历史完形论”的史学理论,“意在指出历史事情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即要说明一个客观存在的统一整体的历史。历史本身是“全局性的”,是“完整的”,研究历史要着眼于历史的“全面、完整、整体”的形态,不能将历史的各部分割裂,弄得支离破碎;不能四分五裂地反映和研究历史,一定要注意历史的全面性完整性、整体性。考析“历史完形论”,其要点如下:
 
(一)“历史完形论”的基本理论
 
史料、史观、历史和史学这些通常都是撰写通史、研究通史不能不弄清的基本概念,如何把握这些基本概念的基本含义,这是通史理论必须弄清和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历史完形论”则对这些概念首先作了认真和深入地思考,基本澄清了传统史学和新史学在这些概念上的混淆、错误之处。
周谷城先从“史料、史观非历史”这一基本的史学理论问题谈起。他指出,史料只是历史的片段,从片段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完整的历史;但完整的历史之自身,决非即等于片段的史料。史学家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从而编撰史学著作;但不能把史料当历史,“而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若研究只止于史料的本身,考究其来源,分解其成分,加以分类,加以排比,这属于史料学或史学概论的范围。”他不同意蔡元培提出的“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说法虽然对纠正史学研究中的空疏流弊有积极作用,但并不正确,史料“并不是历史之自身”。
周谷城又指出,史观也不是历史之自身。史观只是史家对历史的基本看法,史家可以带着史观从史料中寻找历史,但如果把史观作为历史来看待,同样是错误的,“史观云云,只可视为对历史的看法。或谓历史即理性发展史,如Hegel之所云,或谓历史即阶级斗争史,如Mark与Engels等之所云。但这都只是对历史的看法。本着这等看法从史料中去寻找历史是可以的;若谓这等看法就是历史之自身却大不可”。[1]
再分析一下“历史”一词的含义。历史是人类过去的活动。周谷城指出,“历史”一词有两层含义:其一,指的是“客观的独立存在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过去的活动。其二,指的是“历史文字”记载的历史,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周谷城强调,史家要探寻历史的真相,首先要明确区分历史的两层含义,“客观的存在与文字的表现倘不分别清楚,则历史之自身云云,终将被人忽视。”他不无遗憾地指出,现在见到的史书,“所见的只是记事文字之摘录,或典章制度之说明,或个别史料之排比,而不是过去活动之显现。换言之,史书中所见只是静止而不是活动。周谷城赞成冯友兰的意见:历史有二义,一是指事件之自身,二是指事情之记述,前者可称为“客观的历史”,后者可称为“主观的历史”。他认为,不必再冠以“主观”“客观”的字眼,只要弄清楚二者之区别,知道历史乃自身之客观存在即可。
周谷城接着指出,过去的史书对历史的二层含义的理解是存在含混不清的现象的,“史书中所见只是静止而不是活动”。就是像梁启超这样著名的史学大家写的史书也存在这样的毛病,其研究历史的一最大缺陷,几乎与过去多数史书相同,只详述已经成立了的朝代,而略述朝与朝之间的剧烈变乱情形,换言之,“惯以静止为叙述的对象,不以活动为叙述的对象”。周谷城认为这种编撰的史书,由于把“朝与朝之间的剧烈活动”这一“内容最为丰富的单位”给忽略了,因而,使编撰的史书缺少了“活力”,显得呆板。
那么,如何认识与维护历史自身的客观的独立存在?周谷城指出,我们研究历史时,就应该始终追随着维护着历史的客观的独立存在,不应当将此客观的独立存在化为主观的。这如同矿物学者之研究矿物,不能将矿物化为主观的一样。因此,历史学,不过是研究人类过去的活动,分解此活动之诸种因素,寻出诸种因素之间必然的不可移易的关系,就弄清了历史活动之自身情况。他赞成梁启超说的一个观点,即“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但梁启超又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周谷城认为梁启超的观点,一方面反对强史就我,另一方面却又只想强史就我,这种矛盾的说法,在过去的史书中是较普遍的。
 
(二)破坏历史完整性的各种史书体例
 
周谷城从上述“历史完形论”的思想观点出发,指出完整性是历史的基本属性,完整性也最能体现通史的基本属性,而中国史家常用的几种体裁的史书(纪传体、编年体、记事本末体)的最大缺陷是破坏了历史之完整性,没有阐明历史自身所构成的各部分之间不可移易的因果关系。就纪传体而言,他指出这种体例不适宜于编著通史,因他恰恰破坏了历史的完整性这一点,为什么呢。其一,因为这种体例通常将完整性的历史事件分散记述于不同的《纪》或《传》之中。例如楚汉之争,参与此时的为“楚”和“汉”双方。但《史记》在处理“楚汉之争”这一历史事件时,却不以楚汉双方的“争”作为叙述对象,而是将其分述于《高帝本纪》与《项羽本纪》之中,这就不能把握楚汉之争这一事件的完整性。
其二,纪传体通常将同一时期做同一事之人物不合并在一起叙述,例如创立西汉统治地位的绝非刘邦一人所创成,实成于刘邦与许多功臣之共同努力。但《史记》为体例所限,只好将他们分开叙述,于是,同一时期做同一事情的人分开叙述,这也有损历史之完整性。          
其三,纪传体分类叙事,这种分类越细,就更容易破坏历史之完整性。
就编年体来说,这一体例也不适于编通史。要维护历史的完整性,周谷城反复强调,一是不能损害历史各部分自身的完整性;二是要阐明各部分之间不可移易的因果关系,而编年体这种体例显然是无法做到上述要求的。他分析编年体的弊端,认为它“以按年月之前后排比事情为特征,然用一年或同一月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彼此间未必是有不可移易的因果关系。”无关系而并列在一起,这只是种杂录。此外,每一事情的产生发展完成未必是在同一时限之内,有的历经数年或数十年。编年体则将整个的一事分散,按年排比其零碎的部分,与其他许多不相干的事情杂混在一起,这也不能保全自身之完整性。
就纪事本末体而言,它也不适合于编著通史。周谷城以袁枢的《通鉴纪本末》为例,先指出它有两个长处:一是比较接近人类过去活动的历史事实,它不为人物所拘束,也不为时间所拘束,而以个别的历史事件为叙述对象,固而较接近历史的真实。二是破坏历史完整性的地方较少,它“因事命篇,不为常格。”不过,这一体例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一是事与事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每一篇又与前后篇之间缺乏必然联系,而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这一缺点是因为作者没有认识到历史的完整性,“历史之全体成于个别的诸部分。诸部分固各有其独立性,但其能够成全体,则只固彼此间有不可移易的必然关系或因果关系。”二是每一历史事件之内,或者每一篇之内没有必要的分析。“我们现在任取一篇读之,看见其中较大的事情如何依赖较小的事情,只看见一条一条尚保留着从《通鉴》中抄下的原形并列在一篇之内而已。如此所成之篇,不是辩证的完整,而是含糊的笼统。”三是此体例不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历史之为物,只有从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着眼,才能看出全体如何成于诸部分;才能看出诸部分又如何相互依靠着。”像《通鉴纪事本末》的篇与篇之间缺少联系,每一篇之内又无分析,这就不能称其为一种科学的史书。
 
(三)维护通史的“完形”论
 
维护通史的“完形”论,即周谷城强调的要保持通史的完整性。要把维护历史的客观性和完整性作为编著通史的根本要求,要明白:
第一,“专史之和非通史”。中国过去所谓通史,其“通”体现在以下几种意义。其一,将历代发生之事情前后相续下来,著于一书。这种通史采用的是纪传体或编年体。其二,将历代的专科史料,如关于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地并列于一书,也认为是通史。其实,这只是将若干不同的专门史简单地汇总起来,只能看作专科史科的汇编,也不能算真正的通史。其三,将通史与专门史编纂到一起,也以为是通史。其实,也不能算。周谷城指出,时下流行的所谓“新体”,实际上是郑樵《通志》的复形,也不是在写通史。
    第二,要明确通史的对象是“以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为对象”。专门史的简单相加之和不等于通史。那何为通史呢。“以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为对象的即是通史。如果忽略这个意义。终不复要把专门之和当作通史。”[2] 我们要看到,通史与专门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不可分离,“交相为用”。治专史的人应时时留意通史,那他所治专史的意义会更明朗;治通史的人如果时时留意专史,那他所治通史的内容会更丰富。
    第三,编著通史的基本要求。既然通史是以过去人类活动为对象,怎样编著通史。周谷城认为以下几点是须要注意的:一是选材要以历史自身为标准。编著通史时,应始终以历史自身为选材标准,或以人类过去活动自身为选材标准;不能只着眼于读者的特别要求,于无形中化通史为专史。[3] 二是行文要以说明历史事实为标准。“选择材料,在乎表明历史之自身;发为文章,则在说明所选之材料。发之文章之有效与否,要看材料之适当与否以为判断。”周谷城特别指出:“今之新体史书,尤其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等,每天干燥无味之极;令人循循数遍,也不能得到深刻印象。其唯一原因,即在所造之材料不是构成历史自身之必要的诸环;或是必要的数环,而因移易了地位,彼此间必然不可移易的关系打断了,以改显示出历史自身的完整性。每一节、每一段、每一章都是孤立无援的;而与前后的章节全无联系。于是读起来有如读历史辞典。历史之完形终不可得;深刻的印象当然更没有了。”[4] 三是标题应与文章内容相符合。“篇章节目,将以有意义之题,凡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则明责任;二则明价值。”
    史学重在独立深思,求真务实,有独特之新见。周谷城“历史完形论”的史学理论,确是他独立思考而得出的一新颖的史学理论观点。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则充分体现于他撰写的《中国通史》的学术专著之中,的确,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历史完形论卓尔不凡的学术品格和独立特行的理论思维,使周著《中国通史》较好地把握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某些具体论断。周著《中国通史》所遭受的厄运和取得的成就无不与此有关。”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史学观的提出与运用,一方面,它充分体现了周谷城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不因旧说,严谨治史的创造、创新精神。通读其《中国通史》等著作,可以看出,他对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关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处理、.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阶级斗争问题,等等问题的研究,他都是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深刻分析而得出有独特见地的科学结论。另一方面,周谷城“历史完形论”史学观的提出与运用,也为当代史学研究树立了标杆,其深刻启示就在于:其一,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决不能搞教条化、僵化的注解。当然,史学研究更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错误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史学。史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求实求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史学,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开动脑筋,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贴标签式地剪辑使用史料,标示观点。只要研究者针对研究的具体问题,能从客观史实出发,力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史论的有机结合,提出新史观,阐述新论点,是值得倡导的。其二,研究历史问题,要有全局观,整体观。研究历史问题,一定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包括国际的、国内的大背景,对研究的问题,要有宏观的视野,要有全局的考虑,要全景式地扫描事件发生的前后左右的关联,特别是其中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在掌握充足史料的前提下,在全局、整体视野下对问题作出分析判断,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责编   周宪新)
 
作者简介:莫志斌,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3页。
[2]莫志斌:《周谷城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3] 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48年,第30页。
[4] 周谷城:《中国通史·导论》,开明书店,1948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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