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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另种真实和别样魅力

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阎浩岗 人气:

                       阎浩岗
 
【摘要】   今天的我们可以推断,《山乡巨变》描绘的合作化图景和《创业史》的描绘都有其真实性。从文学史角度看,《山乡巨变》自备一格,应当有其一席之地,其史料价值不可替代,但就文学价值本身(艺术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艺术独创性的结合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它与《创业史》各有千秋,互不可取代。
 
【关键词】   周立波   《山乡巨变》   真实   魅力
 
“文革”期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创业史》,近些年来的当代文学史著对《金光大道》一类作品基本否定,而对于比《创业史》出现更早的《山乡巨变》的评价,则有超越其他同类题材作品之势。有学者表示“不同意长期以来盛行的将《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最高成就的观点”,认为“《山乡巨变》具有比《创业史》更高的艺术性,也具有更高文学真实价值”。[1] 总览新时期以来论述《山乡巨变》的几十篇论文及近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可以发现,那些认为《山乡巨变》文学价值高于《创业史》等其他合作化题材小说的学者理由比较一致,就是认为它比后者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具体说就是:第一,它把合作化描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一个由“外部”输入的事件,而非农民的自觉或自发要求,这样符合历史原貌。第二,它没有塑造理想人物,但成功塑造了一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性格。对于在当时看来具有“右倾”保守倾向的李月辉没有美化也没有贬低,写出了他的人情味,给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而把对合作化最积极的陈大春盛清明则写得鲁莽冲动,甚至“左得吓人”。第三,写出了乡村的风俗和诗情画意,表现了乡情美和自然美。还有的学者在论其得失时更具体地将其“得”概括为“再现了合作化中农民的疑虑和生产管理上的混乱”、“在不同类型干部形象的描写中偏向于‘保守’型”。[2]
看来,若论《山乡巨变》与《创业史》的优劣得失,首先遇到的还是“真实性”问题,其次就是政治立场问题。[3] 按照时下一般观点,把“合作化”写成完全由外部输入而并不反映农民自发要求、不具有内在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是真实的,否则是虚假的。在政治立场方面完全赞同合作化并积极宣传歌颂它的,是失败的、没有价值的,而有意无意表现出其阴暗面、客观上对其有程度不同的否定倾向的,是有价值的。
确如有些学者所说,对合作化题材小说中有关农民热情的描写的真实性,批评者其实是依照“从现实向历史进行逆向推理”的方法进行判断的,并非都有现实经验。现在与过去“人性”尽管有一贯的、相通的方面,但人的欲望、人的精神面貌又有时代与地域的差异性:今天不可能的,过去未必不可能;此地没有的,彼地未必没有。“我们尽管可以对当时报刊对农民热情的各种欢腾记载表示一定的疑问,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农民热情存在的真实性。”[4]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有一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专著《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供我们参考。这部著作讲到,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前,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中就存在着民间自发的劳动互助习惯,但在这种形式的互助中,贫农一般会吃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农经营优越论”在世界范围内盛行,社会主义受到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非共产党的中国知识精英的广泛认同。到了20世纪50年代
 
这一时期,互助合作之所以取得很大的发展,是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的。大
部分新区在进行土地改革后,许多农民在生产上仍然存在着牲畜、农具。人力不足的困难,因而也迫切需要进行互助,……。[5]
 
当时的合作社也并非都是以“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据不完全统计,1954年春,全国有7000—8000个自发社。”[6] 这本书的作者还指出,对于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合作化问题上的不同主张
 
人们的看法往往有简单化的倾向,总是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大体上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一边倒地赞成毛泽东,其后人们则又差不多众口一词地肯定邓子恢。实际上,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和黑白分明,而是非常复杂的……邓子恢与毛泽东都没有把握全面,各自注意到其中一个方面,因而都有不当之处。[7]
 
今天的我们可以推断,《山乡巨变》描绘的合作化图景和《创业史》的描绘都有其真实性。我们不能因认定前者真实就怀疑和否定后者的真实。就《创业史》来说,它也并没有把蛤蟆滩的农民参与合作化的热情都写得很高,更没有写成大家的热情一开始就都高:在蛤蟆滩,一开始真正热心的其实就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等少数几个人,党的领导者郭振山就不热情,他组织的那个组就是有名无实,而最热心的梁生宝家里其继父就曾是个反对者。而任老四、高增福等的热情是因家里底子薄、劳力少,互助合作对他确实有利,冯有万则和《山乡巨变》里青年人陈大春、盛清明等类似。梁生宝的热情,其心理动因已如上述。而且,在现实中就不乏梁生宝式的人物,如王国藩、王家斌等。否定《创业史》真实性的论者,其思维逻辑与文学观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将某一类型、某一局部的“真实”当做社会整体“真实”的象征或代表,只承认一种真实的存在。这种观点其实正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流行的典型观、“本质真实”论的具体体现,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实践中已显示出其偏颇。
作者的政治(政策)立场,即对农业合作化的态度问题,本不应作为评判作品文学价值的尺度。我们并不因巴尔扎克持保皇党立场、因列夫·托尔斯泰宣扬“托尔斯泰主义”而否定他们的小说是文学经典。不论作者持什么政治立场,只要他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生命体验,站在真善美一边,其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他的小说就是好小说,就具有文学价值。毛泽东认为合作化是必要的,别人如果也这么认为,难道就肯定是附和毛泽东、迎合毛泽东?难道别人就不可能与毛泽东有类似的感受、自发地产生与之类似的甚至一致的见解,真诚地对毛泽东的主张及制定的政策共鸣?在今天看来,农业合作化运动是过急过快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一开始它就不具备合理性。有学者指出:“1955年之前进行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农民利益和现实需要的。”[8] 而《创业史》写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合作化运动。若按今天的政策评价过去的文学作品,符合者存违反者亡,那么,谁又能保证今后的政策永远与今天一致呢?若单按政策论,《创业史》中专心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试图一个人“先富起来”的郭振山、郭世富在今天无疑是应当肯定,甚至是应该歌颂的,而梁生宝则是要被否定的。但是,有真正文学感觉的人能这么推断么?如果把路遥《平凡的世界》看做《创业史》的续集,孙少安和田福堂究竟谁是梁生宝,谁是郭振山?若按政策,田福堂是梁生宝,孙少安是郭振山;可若按人品,结论恰恰相反!笔者相信,在现实中,年轻的梁生宝若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也会做孙少安做的事,这是因为他除了善良、有同情心,还为人精明,思想活跃,能跟上时代发展,又高度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他有能力想办法致富,而自己富了又不会忘记乡亲,不顾还没有富裕的人。《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和憨牛的关系有些类似于《创业史》梁生宝与拴栓。而郭振山与田福堂倒是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都有很强的权欲,很重视自己在村里的“威信”,却并不真正热心公共事务。可以说,政策有变,但梁生宝的精神不会过时;郭振山类型的人物仍然存在,《创业史》对他的批判就不失现实意义。
《山乡巨变》具有其艺术的真实性、能给人以真实感,这是没有疑问的,虽然我们不能因承认它真实而否认《创业史》的真实。有人因此强调了周立波这部作品对于研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料价值,认为它“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的场景再现”。[9] 但是,具有真实性、能给读者真实感,这只是作品文学价值的基础和前提。评判作品的文学价值,还要看其艺术感染力和艺术独创性。若按“艺术感染力和艺术独创性”标准比较《山乡巨变》和《创业史》,笔者并不赞同时下较流行的认为后者低于前者的观点。读《创业史》,读者能感受到作者那种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不像是言不由衷的矫情,也不是非理性的滥情,而是建立在切身感受与理性思索基础上的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柳青是在自己被强烈地感动了之后试图以艺术的方式感染读者、感染他人的。作者充满激情,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也无不充满激情:你看看,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郭振山,以及早年的梁三老汉,哪个是懒懒散散、混天度日的人?这种激情方向不同,性质有异,但都反映出对于生活的热爱,反映出生的执着,反面人物也不例外,就连二流子白占魁,不也在执着地想当干部吗?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们热衷于互助合作事业,那是一种事业心。不论最后成败,他们都发挥了自己的全部潜能,特别是梁生宝,在这项事业中表现出自己以前不曾被人注意的出众品格和才能。为了事业的成功,他们能忍耐、能吃苦,以苦为乐,这不是古今中外事业成功的人共有的素质吗?即使是梁三老汉和郭振山,作品对他们为个人发家而挥洒汗水、拼命苦干的描写,也是很感人的章节。在《创业史》里,决没有越穷越光荣的理念,瓦屋楼房并非罪恶的象征,过富足生活是蛤蟆滩人的共同愿景,只不过不同人物取之之道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善良与否,对别的不富裕的人是否有同情心,致富途径是否正当。而《山乡巨变》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激情。许多论者指出了《山乡巨变》客观上的复调性,或者说里面蕴含的不同话语体系。但这种复调性是否作者有意造成?是否真的如有些论者认为的那样是在不敢“违命直言”而又不想“违心照说”时选择的一种话语策略?笔者认为,作为写过《暴风骤雨》的资深“革命作家”,周立波未必会故意在文本中“暗设机关”要“解构”当时党的政策。有的论者为突出《山乡巨变》中的“另一种声音”而硬说其中“那些对合作化表示怀疑、担忧的农民”“大多正派朴实、聪明机灵、感情丰富、勤劳能干。像陈先晋、王菊生、符贱庚、盛佳秀、张桂贞等等就都是这样的人物。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道德上来看,他们都是勤劳本分的农民”,[10] 这明显不符合作品实际:若论“勤劳”,陈先晋、王菊生、盛佳秀符合,但符贱庚未必,张桂贞在没有改嫁前是个典型的“懒婆娘”;若论“正派朴实”,陈先晋符合,王菊生外号“菊咬筋”,出了名的尖酸刻薄,连继母都算计,符贱庚外号“符癞子”,“起小不争气”,“人穷志气短”;若论“聪明机灵”,符贱庚另一个外号是“竹脑壳”,就是“凡事听别人调摆,跟竹子一样,脑壳里头是空的。”笔者推测,《山乡巨变》出现两种话语体系,一是因作者较严格遵循写实原则,二是因作者当时对合作化态度犹豫,思想矛盾。就是说,他理性上相信党、相信上级、信奉政策的正确性,经验上又发现了“民间”的另外一种声音,他就怀着这种矛盾心理作了“实录”式的描绘。他本人既没有产生强烈赞同合作化的激情,也不可能长“后眼”,预见到合作化运动二十多年后终将宣告失败,产生反对它的激情。作者没有激情,他笔下的人物除了陈大春、盛清明之类不成熟的莽撞青年,也几乎都没有多少激情。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都不是什么有魄力的领导者。李月辉虽然为人善良随和,但给人的印象是懒懒散散,是个典型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物;刘雨生的事业心也比较一般,将梁生宝处理与改霞的关系和刘雨生处理与张桂贞的关系,就可看出他们的差异。也许湖南农村和关中农村民风民情本来就有不同,也许家乡人想要致富、强烈要求过更美好生活的愿望周立波没有发现或体会不深(比如“秋丝瓜”就是个很勤劳的人),反正《山乡巨变》给人的印象是里面的人物都比较被动,有些敷衍。从政治、政策角度我们当然可以说李月辉式的“求稳”且体恤民情的干部在极左路线时期也许对百姓更有利,但在激励读者立志奋发、自强不息精神方面,他却不及梁生宝。而且,按梁生宝朴实善良的性格,他同样不会做出因个人好大喜功而劳民伤财的事。会做这种事的是郭振山。《山乡巨变》所写也许更接近最常见的芸芸众生,可《创业史》所写也并非腾云驾雾、飞檐走壁的超人,它写的是比较杰出而又不失现实基础的人物。
《山乡巨变》自有其美,就是如大多数论著所说的诗情画意,以及对民风民俗的表现。不过,由于它毕竟是以写政治运动为主线,对“民风民俗”的表现并不充分,而且到了下卷因要写阶级斗争,这方面又有削弱。所谓“民风民俗”包括的范围很广,但民间的婚丧嫁娶的习俗礼仪、逢年过节的讲究与欢乐,以及日常饮食起居的特点,应该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梁斌《红旗谱》中表现这些的“闲笔”就很多,甚至连反面人物冯老兰的丧礼都予具体描绘,而《山乡巨变》对民间婚丧节庆礼仪几乎没有表现,日常饮食起居的表现也不够具体充分。它的诗情画意,放在合作化题材小说里很突出,但若将其置于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和废名、沈从文及孙犁等人比起来,就没有多少突出之处了。总之,笔者认为,从文学史角度看,《山乡巨变》自备一格,应当有其一席之地,其史料价值不可替代,但就文学价值本身(艺术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艺术独创性的结合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它与《创业史》各有千秋,互不可取代。
 
 
 


[1] 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之第16条注解,《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2] 康咏秋:《〈山乡巨变〉在反映合作化问题上的得失》,《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2期。
[3] 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梁生宝形象有异议,《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振山和《山乡巨变》里的人物一样被认为是成功的。
[4] 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5] 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13页。
[6] 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7] 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386页。
[8] 贺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9] 罗平汉:《从小说〈山乡巨变〉看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理论视野》2008年第5期。
[10] 蔡世连:《〈山乡巨变〉的话语策略》,《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
 
(责编   邹  理)
 
作者简介:阎浩岗,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我的祖父周立波
  • 周立波,朱雨生想念您
  • 战士·作家·学者三位一体的周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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