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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山乡巨变》看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

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罗平汉 人气:

                    罗平汉
 
【摘要】   《山乡巨变》用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描写了积极拥护合作化的刘雨生、陈大春、盛淑君、亭面糊等人物形像,分析贫农陈先晋在入社问题的痛苦选择及以王菊生代表的中农对办社的态度。
 
【关键词】   小说《山乡巨变》  合作化运动   农民心态
 
 
《山乡巨变》是著名作家周立波创作的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虽然它并不是最早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小说中也没有过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它以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在这场所有制巨变中的所思所想,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的场景再现。
 
一、用艺术的形式生动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山乡巨变》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初冬,地点是湖南省资江下游一个偏僻的乡村——清溪乡。众所周知,故事发生的时候,正值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在1955年7月底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邓子恢及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如同“小脚女人”,不但自己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而且还老是埋怨旁人走快了,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由此开展了对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
为了进一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又于同年10月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批判,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面对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已经建立起来的几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绝大部分增产的情况,以及许多农民群众要求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恰恰在事实上否定了对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这种悲观主义,宣告了“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证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对于右倾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改变领导落在群众运动后头的局面。这个转变,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小说中的主人公青年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就是在此次会议后不久带着县委的指示,来到清溪乡发动群众开展建社运动的。
作者周立波出生于农村,熟悉农村生活。他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深入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写出了著名的反映东北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对土改过程中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作了充分的描写。为了写好《山乡巨变》这部小说,1954年他曾回到老家湖南益阳考察过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秋举家从北京迁到益阳县的桃花仑村落户,并担任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建立农业合作社,交了许多的农民朋友。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农民语言,甚至是益阳的方言土语,充分说明周立波对农民和农村的了解。
作为一位参加革命多年,与党的事业命运共存的党员作家,周立波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积极支持的,小说的主题毫无疑问也是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小说的基本构思和书中的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周立波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事关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变,并没有一味地按照对“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必须进行严厉批判的要求,简单地加以表现,而是通过对农民内心世界的刻画,表现不同阶层农民对待合作化运动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反映他们在这一巨变中的痛苦与欢乐。这也与小说写作的时间有关。小说的上卷主要是反映清溪乡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1956年开始动笔,1957年10月完成,先在《人民文学》连载,1958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因此,小说的创作基本上是在反右派运动前完成的,农村关于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在小说即将完稿时才展开,作家的头脑中还没有那种紧绷的阶级斗争之弦。
当然,周立波也不可能超越历史环境,对所谓的“右倾保守”错误避而不言。因此,小说也写到了清溪乡党支部书记兼乡农会主席李月辉曾犯了右倾保守错误。这位贫农出身的乡村干部心机灵巧,人却厚道,脾气非常好,是一位不急不缓、气性平和的人物。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喜欢他。在“右倾机会主义者”砍社时,他将全乡唯一的合作社也砍了,后来在批判“小脚女人”时,本来应该给他以处分,但县委考虑到他诚心诚意地检讨了错误,而且作风民主,与群众的关系又好,因而免予了处分,让他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李月辉对一位北方干部说过的“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对革命是害多益少”这句话,记得特别牢,他自己也说:“革命的路是长远的,只有心宽,才会不怕路途长。”他还对邓秀梅说:“我只是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这是李月辉的话,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的想法。如果党的干部都像李月辉那样开展工作,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谓的改变过快、工作过粗等毛病,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李月辉十三岁起,父母双亡,由伯父收养。年轻的时候,当过糟房司务,挑过杂货担子,解放军一来,他就参加了工作。李月辉见过世面,脾气好,有人缘,尽管对种田并不内行,但得到农民的信任,所以当上了乡党支部书记。作品对李月辉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非常符合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状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小说尽管故事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它反映的内容是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的。因此,这部小说用艺术的形式生动而又真实地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亲身经历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者来说,阅读这部小说使我们如同自己也置身于这场运动之中,从中感受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的诸多细节,了解到这场运动涉及到的农村各阶层在运动中的各种表现和不同的内心世界。
小说的下卷从1957年秋开始构思,1959年11月定稿,先在上海《收获》刊载,1960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家在创作小说的下卷时,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和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也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59年下半年在党内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因而这些运动对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强化,给作家和作品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就使得小说的下卷中也有着很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作品中很勉强地虚构了地主兼商人出身的恶霸龚子元,与国民党特务联络阴谋发动暴动的情节,不但损害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性,而且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水准。因此,本文只以小说的上卷作为分析的对象。
 
二、积极入社的是些什么人
 
今天学术界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是非得失,有着不同的评价,肯定者和否定者都有。如何评价这场运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并不打算对此进行讨论。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它发动到完成,仅仅几年的时间。而对于像清溪乡这样的广大农村来说,合作化基本上是从1955年初冬开始启动,至1955年底和1956年初就基本完成了,这个过程只不过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现合作化,除了当时的大环境(小说中的区委朱书记说:“这次合作化运动,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紧,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告,县委天天催着区里,哪一个敢不上紧?”)外,也是与这场运动中农民们的态度分不开的。
在清溪乡,对于办合作社,积极拥护的代表人物,有共产党员、互助组长刘雨生,贫农陈先晋的大儿子、共产党员、民兵中队长、青年团的乡支部书记陈大春,乡治安主任盛清明,陈大春的恋人、青年团培养对象盛淑君等。他们之所以积极办社,主要由于他们本人不是党团员,就是积极分子,而且都是出身贫农家庭。
其中,刘雨生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刘雨生解放前家里“顶穷”,只读了两年私塾,办合作社之初还是一个现贫农。刘雨生为人大公无私,但办互助组时并不顺利,那时“唤人开个会,都很困难,他要挨门挨户去劝说,好像讨账”。他的老婆是一个小巧精细、只图享福的女子,对丈夫当互助组长时常误工,经常吵闹,使得他对于办互助组到底好不好,都没有想清楚。现在上级派了邓秀梅来办初级社,刘雨生心里很矛盾。他在想,组都没办好,怎么能办社呢?不积极吧,怕挨批评,说自己不像个党员;要积极呢,又怕选为社主任,会更耽误工夫,老婆会吵得更厉害,说不定还会闹翻。最后经过思想斗争,党员意识战胜了个人利益,觉得自己是党员,“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
至于陈大春积极办社,除了他是党员外,还与他是年轻人,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有关。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曾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作了大量的宣传,并且反复地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改造小农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这就使陈大春和盛淑君这样的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无限憧憬。在村后的山里,这一对恋人进行了第一次幽会,陈大春对盛淑君谈了自己的设想:农业社成立后,将所有的田塍打开,小丘变大丘,使用拖拉机,都种双季稻;修一个水库,村里的干田变活水田,多产粮食,将余粮卖给国家,装上电灯电话,买来卡车、拖拉机……到时候,“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比城里舒服,因为我们这里山水好,空气也新鲜”。在陈大春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合作化才能实现。
可见,这些人积极办社,最主要的是出于听党的话,听上级的话,并且从内心中认为只要实现社会主义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刘雨生、陈大春这样的党团员,就成为农村办合作社的中坚。
除了这些党团员、积极分子拥护办社外,土地改革后缺少劳动力、生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贫农,也是办社的热情拥护者。小说中的盛家大姆妈七十多岁,生到第九胎才生了个儿子,好容易等到儿子娶妻生子,不料儿子得病死了,儿媳妇改嫁,由她拉扯着小孙子。结果是“做阳春,收八月,田里土里,样样事情,无一不求人。收点谷子,都给人家了,年年还要欠人家的工钱”。听说要办社了,她捉了一只老母鸡,一连三次到乡政府申请人社。她入社的动机很简单:“这一回,毛主席兴得真好,有田大家作,有饭大家吃。”
邓佑亭(即亭面糊)则是清溪乡另一类入社积极分子的典型。亭面糊过去是贫农,现在还是现贫农。在解放前,他也曾有过发小财的机会,但终究没有发家致富,没有当成地主富农。据他自己说:“早些年数,我也起过好几回水呢。有一年,我到华容去作田,收了一个饱世界,只差一点,要做富农了。又有一回,只争一点,成了地主。”可是头一回,他“刚交红运”,脚却烂了,大儿子又得了伤寒,一病不起。由于一家人生了两场病,收的谷子用得精光,家里又回复到老样子。第二回他做小本生意赚了点钱,老婆喂了两栏猪,也赚了点钱,聚少成多,手里又有几个钱了,不料老婆病了三个月,钱全用光了,栏里的猪也变成了人家的。亭面糊在解放以前,“从来没有伸过眉”,虽然“住在茅屋里想发财,想了几十年,都落了空。解放后,他一下子搬进了地主的大瓦房,分了田,还分了山,他脚踏自己的地,头顶自己的天,伸了眉了,腰杆子硬了。但是,他的生活还不怎么好”,去年还吃过红花菜。
亭面糊已有五十多岁,土改后仍然穷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太多,除开出阁的,一家大小还有六个人,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小孩都在读书。最大的孩子还只有十五岁,刚刚进中学。用他的话说:“我劳力不强,如今是人力世界,归根到底,还是靠做。”对于互助组,亭面糊并无好印象,他说:“(互助组)不如不办好,免得淘气。几家人搞到一起,净扯皮。”对于办合作社,亭面糊却一点也不含糊,是第一批写入社申请的农民之一。
亭面糊对办社为什么积极呢?他在让上中学的儿子写入社申请书时,用与老婆一问一答的方式,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他老婆说:“搭帮共产党,好不容易分了几丘田,还没有作热,又要归公了。”他说:“这不叫归公,这叫入社。我问你,我们单干了一世,发财没有?还不是年年是个现路子,今年指望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在前往乡政府交入社申请书的路上,他又对弟弟佐亭说:“这一入了社,我就不怕没有饭吃了。”佐亭对入社心里没有底,对他说:“只怕龙多旱,人多乱,反而不美。”他说:“人多力量大,哪里会搞不好呢?”
其实,对于办合作社到底有什么好处,亭面糊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他在动员龚子元入社时,龚问他:“你觉得农业社真的好吗?”他回答说:“我看一定不会错,要不,党和政府不会这样大锣大鼓地来搞。”龚又问他:“好在哪里呢?”这一下把他难倒了,回答不上来,停了一阵才说:“干部都说好,准不会差到哪里去。”有不少像亭面糊这样的农民,是带着对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带着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使他们翻了身的好印象,也带着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干部总不会让穷人吃亏的朴素认识,参加合作社的。
由此可见,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积极要求办社或赞成办社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二是缺衣少食的鳏寡孤独,人多劳少、解放后生活没有多大提高的现贫农。前者积极办社的原因,主要是觉得自己是党的人,或者自己是干部,或者希望在政治上有所表现,认为必须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社。后者呢,土改后虽然分了田有了土,但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生活仍然艰难,他们认为入了社有集体可依靠,而且当时在开展群众入社宣传动员时,又向他们描绘了一幅合作社办起后生产能够迅速提高、生活能够很快改善的美妙图景。对于这些人来说,参加合作社没有物质利益上的损失,相反,他们感觉到入社后还可以从社里得到诸多好处。
 
三、贫农陈先晋在入社问题上的痛苦选择
 
并非所有的贫农都积极要求入社,小说中的老贫农陈先晋在入社问题上,就有过一番反复,经历了从一开始对合作社有抵触情绪、不愿入社到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入社的痛苦过程。
陈先晋是一位年纪五十多岁、十分勤劳的农民。他十二岁起就下力作田,四十年来,年年一样。“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照得旧,总是天未全亮就起床,做一阵功夫,才吃早饭。落雨天,他在家里,手脚一刻也不停,劈柴,碾米,打草鞋,或是做些别的零碎事。”他时常说,手脚一停,头要昏,脚要肿,浑身软软的。土改时,陈先晋一家分进了五亩水田,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领回土地证的那天,他一个通宵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挑了一担丁块柴上街卖了,买回一张毛泽东画像,毕恭毕敬地贴在神龛子右边的墙上。在陈先晋看来,靠这五亩水田,加上他原有的一亩山土,就有了“发财的起本了”。其实,对于每个农民来说,又有谁不想发财呢?
陈先晋在解放前没有一点水田,仅有一亩山土,是个真正的贫农。就是那一亩山土,也实在来得不易,是他父亲同他一起吃土茯苓,半饥半饱开出来的。一听说要办社,他好几天都想不通。他认为,自古以来,作田的都是各干各,什么互助合作,都是乱弹琴。他之所以不赞成办社,用李月辉的话说:“他是怕社搞不好,又舍不得那几块土。”这时,合作化运动的声势很大,他预感到很难单干下去了,于是他想,田是分来的,一定要入社,也没有办法。可是,土是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政府还发了土地所有证,为什么也要归公呢?他有些想不明白。
此时的陈先晋正处于上升时期,孩子都长大了,大儿子大春、二儿子孟春都是好劳力,女儿雪春也成年能参加劳动了,自然觉得单干比合作社好。可是,家里大春是党员,用小说中的话说“左得吓人”,当然是拥护合作化的积极分子。陈先晋“晓得大春是靠不住的,他是公家人”,所以大春在劝他入社时说,“你一个贫农,入了社,会吃什么亏?共产党是维护贫农的”,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但也没有表示不认可。陈先晋原本打算依靠孟春和女婿詹继鸣单干,“惟有这两人,和他脾气相投,想法一样,是可靠的”,至于雪春反正要嫁出去的。但没想到孟春、雪春和詹继鸣都不赞成单干。詹继鸣还针对他担心入社吃亏的心理,劝他说:“公社有章程,公众马,公众骑,订出的规则,大家遵守,都不会吃亏。”陈先晋听了他们的一番话,态度有些松动了,表态说:“都说(社)入得,就先进去看看吧。”话虽如此,但他仍觉得稻田可以入社,土最好能够留下。
当天晚上,陈先晋为了入不入社的事,翻来覆去一宿没有睡着。特别是第二天一早,碰上了反对办合作社比他还坚决的王菊生。王菊生对他说:“田还是这些,没添一丘,一家伙把所有田少的户子都扯起拢来,还包括那些鳏寡孤独,都吃哪个的?”又说:“一娘生九子,九子连娘十条心,二三十户扯到一起,不吵场合,有这道理吗?”陈先晋听后,又动摇了。回到家里,他就要大春不要急着写入社申请了。大春是火暴脾气,又一心想进步,一看陈先晋变了卦,便气冲冲地从家里走了,并发话说不会在家里做工。雪春则埋怨他三心二意,没面子。詹继鸣劝他说,家里劳力好,包管入社强,如果不相信,也可先进去一年试试看。他老婆劝他说,单干也没有什么出息,单干了四十多年,也没有发过财,入了社,说不定还可以发财呢?陈先晋想到自己多年来一心想发财,年年请财神,但年年还是衣仅沾身,食才糊口,有几回,还差点把那一亩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也卖了,觉得单干也就那么回事。思前想后,终于下定了入社的决心。
从陈先晋身上可以看出,即使是一向被视为农村各项运动基本依靠力量的贫农,也并非人人一开始都是拥护合作化的。亭面糊和陈先晋解放前都穷,也都是做梦都想发财,当然财神始终没有光顾过他们。土地改革后,他们都分到了原属于地主的田土,生产条件大大改善。本来他们两人条件大致相同,但是,土改后的亭面糊人多劳少,家庭负担过重,虽然住进了地主家的大瓦房,但生活仍不怎么好,有时还不得不吃红花菜。陈先晋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孩子们都大了,又没有小孩子读书的负担,除了他老婆,一家人都是好劳力。土改后,他有水田,有山土,加之自己又勤劳,做了多年的发财梦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他正计划在刚分到手不久的土地里好好经营一番发家致富,不料传来了办合作社的消息,内心自然极不情愿。当然,陈先晋这样的农民,最终还是选择了加入合作社。这一方面,他们手中的土地主要是土改时共产党分给的,现在共产党号召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办合作社,他们拿不出太多的理由反对;另一方面,多年来他们一直搞单干,也确实没有发过财,虽然他们未必相信合作社种种优越性的宣传,但他们也认为大不了办了合作社,无非还是和原来一样发不了财,既然如此,那又何必一定要坚持单干呢?在合作化运动中,有许多陈先晋这样的农民,其实是内外压力之下不那么情愿入社的。
由于有邓秀梅这样的县委下派干部的组织发动,有刘雨生、陈大春这样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带头,有盛家大姆妈、亭面糊这样的现贫农主动参加,也有陈先晋这样的农民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的选择,仅一个月的时间,清溪乡就成立了大小五个初级社,最小的30户,最大的90户。全乡409户中,提出入社申请的已有312户,超额完成了上级规定的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70%的办社任务。全乡就这样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
 
四、中农为什么不赞成办合作社
 
在清溪乡对办合作社持反对意见或有抵触情绪,想了许多办法逃避入社的典型人物,是富裕中农王菊生和新中农张桂秋。
王菊生小名菊咬筋,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富裕中农。他既是一个“只讨得媳妇,嫁不得女的家伙”,也是一个“一天到黑,手脚不停的勤快家伙”。王菊生的小气和勤劳在清溪乡都是出了名的。他财心重,对人尖,谷仓的钥匙整天吊在自己的裤腰带上,继父继母都休想从他手里得到一点便宜。但王菊生是一个从早到晚闲不住的人,就是雨天,他也要寻事做,砻米,筛糠,打草鞋,手脚一刻也不停。这样一个对他人小气,对自己也近于苛刻,生产条件又比一般人好的农民,对于办合作社自然从心眼里一百个不愿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担心办合作社后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
听说要办社了,王菊生心里十分不安,“他日里照样出工,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苦恼的问题是:要是大家入了社,一个人不入,怕被人笑骂,怕将来买不到肥料,又怕水路被社里隔断;要是入了呢?他又怕吃亏。他想,自己“耕牛农具,一套肃齐,万事不求人,为什么要跟人家搭伙呢?”在他看来,贫农都是懒家伙,他们入了社,一心只想占别人的便宜。他一想到如果入了社,跟别人伙喂的黄牯要牵进社里,放足了肥料的上好的陈田也跟别人的瘦田搞一起,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王菊生心里想,自己有牛,有猪,有粪草,有全套家什,实在没有必要入到社里去给别人揩油,而且他也不相信合作社能办好,他认为,以前的互助组都办不好散了伙,更不要说办合作社了。为了不入社,他和老婆还演了一出双簧,通过他老婆之口,道出了不入社的理由,如互助组“都是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上村的陈景明,“天天困(睡)到太阳晒屁股,菜园里茅草封长,田里稗子比禾苗还多”,但也入了社,因此,打死也不能同这样的人搞在一起。他的想法是:“这明明是吃亏的路径,我为什么要当黑猪子呢?”因此,他下定决心:“(社)决不能入,入了会连老本都蚀掉。”
张桂秋小名秋丝瓜,土改时划为贫农,现在属于新中农。秋丝瓜曾是兵痞,也就是做兵贩子,即顶替他人去当壮丁,且一共当了三回。其实他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用邻居的话说,是“拿当自己的小命不当数,去换几个银花边”。他没有劳动习惯,也不熟悉耕作技术,作田是个碌碌公,但他解放后在搞副业、喂鸡、喂鸭和养猪上,“摸到了一些经验,很有些办法”,又讨了一个勤俭发狠的安化老婆,“两人一套手,早起晚睡,省吃省穿,喂了一大群鸡鸭,猪栏里经常关着两只壮猪,还买了一条口嫩的黄牯,他整得家成业就,变成新上中农了。”
秋丝瓜本来是“一个又尖又滑的赖皮子”,解放初期,因为自己得了不少好处,对党和政府倒没有抱怨过,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他的政治态度也和从前不同了”。听说要办社,牛要归公,“抵触情绪更强了”。他偷偷将自己养的一条大黄牯牵出村外,企图宰杀,但被邓秀梅带人追回。他要杀牛的原因,是听到有人讲,牛要入社,折价又低,一条全牛的价钱,还低不上一张牛皮。如果把牛杀了,卖了牛皮,还净赚几百斤牛肉。用盛清明的话说:“他要杀牛,是怕我们强迫牛入社,便宜了大家,这是他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在作怪。”秋丝瓜怕入社,除了舍不得那条大黄牯,还有一个原因,他善长搞副业,不会作田,入了社,担心收入会减少。再加上办互助组时曾吃过亏,他去帮人家,而自己的田,没赶上季节,少打了十来石谷子,这件事一直定格在他的记忆中。他抱定的想法是,互助组都这样,合作社人多乱,龙多旱,更难办,搞得不好,说不定各家连禾种都收不回来。
清溪乡的初级社办起来的时候,王菊生、秋丝瓜仍旧搞他们的单干。王菊生和秋丝瓜之所以上升为富裕中农或新中农,前者主要靠勤俭持家,勤劳发财;后者主要靠经营家庭副业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反对办合作社。他们不赞成办合作社的原因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担心办合作社后自己不但从中得不到好处,反而利益受到损失。这也是当时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共同态度。应当说,他们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们或特别勤劳,或致富有门路,在他们看来,走单干的路照样能发家致富,事实上他们也开始致富了。对于这样的农民,允许他们在合作社外继续单干原本是正确的。单干的存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合作社与单干户之间展开竞赛,有利于集体与个体两种积极性都同时发挥。如果合作社要充分发挥出自己理论上的优越性,就必须在生产、收入、社员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上,超过单干户。因此,刘雨生领导的常青农业社成立后,王菊生、秋丝瓜和合作社都在铆足劲发展生产。
但是,由于当时对合作社的优越性作了过高的评估,对农民个体单干的负面作用过于夸大,且对合作化后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防止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缺乏组织集体生产的经验,因此,许多合作社办起后,生产和社员收入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成为1956年底和1957年初部分农村出现农民闹社要求退社的风潮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从合作社本身去找原因,而是认为这主要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是富裕中农单干、企图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影响的结果。这样一来,乃想方设法包括使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迫使单干农民放弃原来的生产方式而加入合作社。所以,初级合作社建立不久后,清溪乡又建立了高级社。大概过了半年后,王菊生和秋丝瓜也申请入社了。现在看来,让王菊生和秋丝瓜这样的农民继续单干一段较长的时间,也许我国的农业合作化事业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曲折。
 
 
(责编    陈石刚)
 
 
作者简介:罗平汉,湖南省安化县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 我的祖父周立波
  • 周立波,朱雨生想念您
  • 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另种真实和别样魅力
  • 战士·作家·学者三位一体的周立波
  • “周立波作田很里手”
  • 周立波《湘江一夜》手迹
  • 《周立波评说》一书出版发行
  • 学习周立波 坚持“三深入”
  • 周立波小说《檀湾和石湾》手稿(1962年)
  • 周立波研究与文化繁荣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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