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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作家·学者三位一体的周立波

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王建中 人气:

                        王建中
 
  人杰地灵的湖南,不仅是毛泽东的故乡,拥有刘少奇、任弼时、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达、李立三、李富春、林伯渠、陶铸、贺龙、彭德怀、罗荣桓、王震、王首道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仅在益阳就有现代文化名人历史学家周谷城、文艺理论家周扬、作家周立波和叶紫,并称为“三周一叶”,而专门成立的“三周研究会”已历经十载。可以说在湖南在益阳的杰出人才群中,周立波很有代表意义。我们考察周立波七十一年的人生历程,缅怀他为人与为文的非凡业绩,对当今的文学创作会有莫大的启示和巨大的现实意义。
说来话长,我对周立波的了解还是几十年前在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我除了给本科学生授课之外,还担任日本、法国等外国留学生的教学任务。这些留学生学习在沈阳,渴望了解东北现代文学,特别是东北解放区文学。于是经系领导研究,我给他们开设了“解放区文学概论”专题课,重点讲授东北解放区作家作品,而重中之重就是讲授周立波及其代表作《暴风骤雨》。
  周立波1908年诞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原名周绍仪。其父周仙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益阳县第一高等小学堂、龙洲师范学校庶务。后来他担任县立第二小学和周氏族校蜚英小学校长,为人正直、忠厚。母亲刘绍珍是一位贤惠、善良的农家妇女。周立波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周立波中学毕业后,1928年与同乡周扬一起来到上海,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讲授《名著选读》。1942年5月,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年7月在鲁艺与林蓝结婚。1946年冬,东北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周立波随一支工作队从热河到达松江省尚志县元宝区参加土改,先后担任中共元宝区委副书记、书记。他作为元宝屯土改工作队成员深入生活之后,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上下卷,分别于1948年4月、1949年5月由东北书店出版发行,并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1959年,他的夫人林蓝把《暴风骤雨》改编成电影剧本,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61年摄制成故事片,进一步扩大了这部小说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如今,生活在元宝屯的人“还修了个很有规模的《暴风骤雨》纪念馆,要记住把他们写下来的立波和他的书。”(1)
来到东北后,周立波先后在松江省委创办《松江农民》报,在东北文协主编《文学战线》杂志。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之后,周立波随东北地区党政机关团体一起迁往沈阳。《文学战线》于1949年在沈阳继续出版。他被调任鲁迅文艺学院研究室主任之后,虽然主要工作在鲁艺,但他仍然担任《文学战线》的编委。《文学战线》是继《东北文艺》之后,东北解放区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杂志,也是如今《鸭绿江》文学杂志的源头。
1949年7月2日至14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正式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并成立了各个分会。周立波作为东北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委员和全国文协研究部负责人。这年9月,周立波奉调至北平,在中央文化部编审处工作,从此离开了东北。
其实,周立波早就关怀着东北这片土地。早在1935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的时候,他就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过《今天的感想》,让我们记忆犹新。他在文中首先设问:“还记得吗,亲爱的同胞们,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以深沉的笔墨作了回答:“四年前的今天,炮声惊起了长白山下的午夜的睡鸟,流下了长长的侵略战中的最初的殷血;三省的河山,旦暮归了人家。不错,炮声已经远了,血也有的干了,有的黑了,已经没有新的刺激性,已经无关痛痒了。不记得也不为过。”然而,他笔锋一转:“可是‘博大’的民族呵,你不记得人家的仇恨,人家却不会忘记你的更多的沃土,三省之后,继着是清帝避暑的行宫,继着是万里长城,这民族古迹的夸耀,继着又是古老的皇都,到现在,黄河流域差不多完了。旧的血一天天淤黑,新的血又一天天涂上了新红。想一想吧,亲爱的同胞们,有多少失去了儿子的母亲,多少独眠的妻子,多少流离饥饿的孤儿呵!又有多少被夺了土地的农民!杀死者已经埋进了土里,或者是抛下了渤海,是人家炸死的,是自己人相帮垛烂的?没有人知道,也不用知道,这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一切都没有关系。丢掉的是土地,死去的是人民。任民族怎样倒霉,任侵略者怎样得意,沙龙还是沙龙!纸头和口上,盛道太平。然而有些人却以为这太平不过是一层薄膜。我们要警惕:不为奴隶!要作主人!”爱东北这片土地,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爱国之深情溢于言表。
正是基于这种对东北这片土地的深情,周立波在东北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虽然不到三年,但他给东北人民和文学界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深刻的。他离开东北之后也一直在怀念这片土地。正如胡光凡、李华盛这两位学者在《周立波在东北》一文中所言:“周立波后来虽然离开了东北,但他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东北的人民,东北的土地。他在许多文章和谈话中,一再提到在东北的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这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获得突破的重要阶段。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家乡同亲友谈到自己的创作生涯时,仍无限留恋地说:‘要是当年不离开东北就好了!’由此可见他对东北的眷恋之深。”(2)
由于教学的需要和出于对周立波的敬重,我购买了《周立波选集》第一卷至第七卷和《周立波研究资料》《周立波鲁艺讲稿》等大量资料,同时作为我的研究重点之一,并计划撰写《周立波评传》。在与他的夫人林蓝联系之后,从她的来信中得知已有人正在撰写,为避免重复劳动而作罢,但这封来信我仍至今保留着。
 
坚强的革命战士
 
周立波的夫人林蓝曾经说过:“他首先是革命战士,从而才是人民作家。”(3)从周立波的经历中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
早在1930年,他在上海劳动大学学习时,由于追求革命,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跟进步同学一起去校外参加“飞行集会”,散发革命传单,学校当局发现后他被开除学籍。生活无着,只好回湖南益阳暂住。作为追求自由的战士,同年8月他重返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由于他长期坚持自学英语,逐渐能达到翻译外国作品的程度。1931年,他同周扬合作从英译本转译苏联作家顾米列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大学生私生活》(原名《狗胡同》)。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英语liberty(自由)的译音“立波”作为笔名,表示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这一年他考入上海神州国光社当一名校对维持生计。1932年“一·二八”战事发生。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神州国光社印刷所工人举行年关罢工,周立波被推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在与工头进行斗争中,他被工头扭送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地下党组织虽然设法营救,但仍然被伪江苏省高等法院二分院无理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关进提篮西牢。后来虽然被减刑二十个月,但由于他坚决拒绝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要他“自首悔过”的诱胁,他的刑期虽已超过,却仍然被押送到苏州反省院囚禁八个月。无论是在提篮西牢还是在苏州反省院,他都坚贞不屈,同敌人展开斗争。作为一名战士,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所以,1934年8月他被交保释放后,当年10月他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他从这时起,便公开以立波代替自己原来的名字。从此周立波的大名便记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辉。入党后不久,他便参加左联党团的领导工作,积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名文艺战士,他积极参加左翼文艺活动。比如1935年他参与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并参与签名发表《宣言》;1937年参加郭沫若等组织的“文艺界战时服务团”活动,和白朗、林林等十多人上街头为难民募捐。这一年9月,他本来与周扬等人一起,计划经南京赴延安,可是途经西安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同志却安排他去华北前线作战地记者。由于周立波长期坚持自学英语,笔译、口译都很过硬,所以此时派他作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和前来根据地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伊凡斯·卡尔逊的英文翻译。行中,在太原、在五台山下的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周立波先后受到周恩来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等同志的接见。在此期间,他曾先后访问了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陈赓、徐海东、聂荣臻、王震、贺龙等同志。他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这部报告文学一开头就记述了他陪同卡尔逊这次长途旅行:“去年(1937年)十二月底,我们一行人从晋中洪洞出发,到了晋北,今年二月又回到了洪洞。五十余天中,步行和骑马,走了两千五百里,通过了两道封锁线,到了河北的北部,行迹所至的极北处,离开北平只百余英里。……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却也是一回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周立波于1939年11月到达延安。他在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更加自觉地与工农兵相结合,深入实际斗争生活,锤炼自己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1944年初夏,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疯狂的进攻,蒋介石拱手让出豫湘桂战场,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从三五九旅中抽调四千多兵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挽救危局。周立波认为这是锻炼自己的极好时机,于是积极报名参加。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表示热烈欢迎,安排他在司令部秘书处任秘书。这只支队于1944年11月9日出发,“南征北返”历时近一年时间。肖林达在《回忆一段战史——怀念周立波同志》一文中指出:“‘南征北返’斗争的艰苦和它的英雄气概在我军战史上也是罕见的。南下支队曾在当时七个省的战场上行军一万五千八百多里,浴血苦战七十多次,战胜过日伪顽敌的夹击、封锁和合围;战胜过几乎难以克服的严寒、酷暑、饥饿和疲劳;特别是多次战胜了兵力十倍于我的蒋军的进攻和‘围剿’。我三五九旅战士称‘南征北返’为第二次长征。”(4)正是在这一次“第二次长征”中,表现出周立波普通一兵的本色。在这次行军中,有时一夜要行军一百八十里,周立波的脚底上磨出了血泡也坚持行军,从不特殊化。肖林达在文中写道:“记得出发前司令部给秘书处配备了一头骡子,驮秘书处的文件、工具。当时已经连着下了好几天大雪,路不好走,还有敌情,我们很替立波同志担心。出发时,我们把他的唯一的一件行李,即一条小被,也放上了驮子。但立波同志拒绝这个照顾,他把被子取下来自己背上。我们也很固执,一定要他放上。结果他急了,逼出了下面的话:‘我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也请你们把我当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这自然只能依他了。在以后三百多天的行军、战斗、工作中,他总是自己背被,也从来不骑牲口,他是用两只脚徒步走完七个省的战场的。”“立波同志要我们把他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在我们眼里,他这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正像他写在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既是普通、平凡的战士,又是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勇士。”(5)周立波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不愧是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作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还要在逆境中经受考验。在轰动全国的《韶山的节日》事件中,就表现出周立波坚强勇敢的战士品格。
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敬仰,周立波常去韶山,瞻仰主席旧居。1955年和1958年,他先后发表了《毛主席旧居》《韶山五日记》等散文。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965年末,他应广州《羊城晚报》之约,又写了一篇《韶山的节日》这篇美文。这虽然是一篇散文,但描写毛主席在故乡的活动与谈话属于重大题材,所以处理这样的稿件是相当慎重的。总编辑杨奇同志曾打电话请示中央,答复是“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负责副刊的副总编辑秦牧同志还是打了许多份条样分别送给中南局领导、宣传部正副部长和报社领导等,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对稿件反复推敲,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避免事端,把陪同毛主席的罗瑞卿的名字略去。至于文章中提到的“在长期的、尖锐的、剧烈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一家牺牲了六人。他的夫人杨开慧同志一九三〇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二十九岁……”这完全是历史事实。取得一致意见后,《韶山的节日》才于1966年1月21日《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上发表。文章见报后,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受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赞赏,他对报社同志说:“‘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你们副刊一个月能有几篇这样的文章就好了。”(6)过了几天,周立波接到湖南省委宣传部转来的韶山毛主席故居陈列馆的同志的一封信,指出文章中有些失实的细节。周立波按照来信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寄给省委宣传部,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依照来信意见,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一个更正启事;二是把修改稿重登一次。《羊城晚报》采纳了第二个建议,在4月23日刊发了《韶山的节日》修改稿。谁承想这就惹了大祸。
早在《韶山的节日》第一次发表之后,张春桥就从上海打电话给中央宣传部的林默涵同志,说“江青看了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很生气,认为这文章很坏,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的作品,江青要我告诉你,要你通知全国报刊一律不准转载。”林默涵同志后来回忆说:“我把这篇文章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当时我知道,得罪江青,对周立波同志、对我都不是好玩的。我就要中宣部办公室挂电话通知六大区宣传部,请他们转告有关报纸不要转载。当时是否漏了中南,还是中南局同志忘了告诉宣传部长王匡同志,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来看这件事就很清楚了,江青最不愿意毛主席回故乡韶山,最恨别人提杨开慧同志,《韶山的节日》犯了她的禁忌,文章中就讲到杨开慧同志,又重登了一次,怎能不触怒她呢?”(7)可江青一伙又不好明说,只好鸡蛋里找骨头,说什么毛主席上山去看看父母的坟墓是“丑化毛主席”,又说这篇文章是“为罗瑞卿翻案”,这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文章中罗瑞卿的名字早已被去掉。一句话,他们把颂扬毛主席的文章,硬说成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江青一伙看来,《韶山的节日》第二次发表,自然就是抗命的明证。随之,中南局宣传部和《羊城晚报》,加上同发表这篇文章有牵连的同志,都受到不同形式的追究,发表《韶山的节日》成了他们的罪名之一。而对周立波本人更是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们借着“文化大革命”的凶猛之势,给周立波扣上了“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个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仅在长沙市内,而且被拉到益阳、常德、湘潭、株州、邵阳、洞口等许多地方挂牌“游斗”。1968年,湖南省革委会人保组奉命对周立波实行“监护审查”,他被隔离起来,不准与亲人见面,过着“囚徒”式的生活。1969年7月,他又被送进湖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专政班”,常常被批斗,报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判。直到1973年10月,周立波才被解除“监护审查”,恢复了人身自由。“四人帮”倒台后,《人民日报》于1978年3月23日重新发表了《韶山的节日》,并附“编者按”指出:他们转载这篇文章,“作为对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反革命罪行的又一次声讨和批判。”
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周立波表现得十分坚强,始终没有屈服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每当“审问” 和批斗他时,他总是摆事实,讲道理,驳斥对他的种种诬蔑,表现出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高贵品质。其实江青一伙早就对这位革命作家恨之入骨。早在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就对周立波的成名作《暴风骤雨》中赵玉林之死进行诬蔑,说什么“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江青先后六次点名批判周立波。在“五七”干校的“专政班”批判会上,有人见他“态度顽抗”,便就此质问他:“周立波,你还这么狂妄、顽固!你知道吗?江青同志在林副主席委托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名批判过你。江青同志说,周立波这个人坏透了,他一写英雄人物,就要把英雄写死。”周立波淡淡一笑,缓缓地回答:“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有活着的英雄,也有死去的英雄,应该都可以写嘛。”“说我把英雄赵玉林写成被土匪打伤后死去,这种事在战争年代多得很嘛,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政治问题?!”(8)说得批判者哑口无言。此后,他又著文批驳江青的谬论:“毛主席肯定的、鲁迅翻译的《毁灭》,写了一支游击队死得只剩十九人,江青怎么说?《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也牺牲了,江青非但不反对而且抢过来,据为己有。《暴风骤雨》中牺牲了一个赵玉林,就要定为罪状,这又是什么道理呢?”(9)他对《韶山的节日》这篇歌颂毛主席的散文,也从来不承认有什么错误。身处逆境,坚强不屈,他就是这样大义凛然,表现出一位革命战士的高尚品格。
作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周立波不仅博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国际友人也深深怀念他。现居美国的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有这样一段记述:“文革中立波被关了好些年,很多次他生日都有能听得懂俄文的人偷偷告诉我,苏联在举办活动纪念你爷爷周立波的生辰,他们听广播知道的。对一个在本国倒霉的外国作家这么看重,真让人感动,这民族也肯定是个看重文化的民族。”(10)
优秀的人民作家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而“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称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11)作为作家的周立波模范地实践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发表了大量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作品,不愧是优秀的人民作家。反映战争年代对敌斗争和部队生活的有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南下记》和《万里征尘》;反映农民生活的既有描写轰轰烈烈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又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前者被称为“小说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后者又被学者誉为“长篇创作的新的里程碑”,称得起“双碑并立”;描写钢铁工人生活的有《铁水奔流》,它被学者称之为“反映重工业恢复建设的有益尝试”。这些工农兵题材的杰作都有深远影响,特别是《暴风骤雨》,当上卷于1948年4月在哈尔滨出版后,作为教材,许多土改工作队员甚至人手一册。其下卷于1949年5月出版后,随之《暴风骤雨》上下卷作为东北解放区的优秀作品,被推荐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来它荣获了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这部作品不但在国内多次再版,仅第二版就重印了十九次,而且在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日本等国,都有它的中译本或节译本,受到国外进步文学界和读者的欢迎和好评。苏联翻译家B·卢得曼娜在《〈暴风骤雨〉俄译本第一版前言》中认为这部作品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现代文学中的一部杰作”,作品“集中反映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农村发生的那些巨大的事件”,“同时创作了一幅表现中国农村的先进人物的形成和成长的画面,这样的画面对现代中国来说是极典型的。”“和中国其他的描写土地改革的作品相比,以其所接触的题材的广阔和丰富见长。”并赞扬它之所以“能够风行一时”,是因为“这是一部无论从形式上或从语言上都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12)据胡光凡先生所著《周立波评传》披露,1951年,日本东京八卜(鸽子)书店出版了鹿地亘、安岛彬合译的《暴风骤雨》。日本的文学研究家们从研究这部作品中,悟出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必然失败的道理。鹿地亘在《译介序言》中写道:“读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之后,我首先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军部和财阀之流的所谓‘王道乐土’的阴影,事实上就像即将坍塌的一堆沙土,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今天必须明白,日本人民同亚洲的各民族,尤其同他们休戚相关的中国人民的关系,必须打下毫不动摇的坚固的基础。这部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寒而栗的真相。”(13)我想,这一论断对六十多年后的日本安倍之流也应该是个严正的警告,对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也有其警醒作用。另一位译者安岛彬还撰写了对《暴风骤雨》的赏析文章收入《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一书中,对作品的思想艺术方面的成就予以推介,指出这部小说“既有简洁的美,也有犹如被太阳晒黑了的农民肌肉的粗犷美。而在这一切的内蕴底层断断续续流淌着的是作者对人生洋溢着的热情。”(14)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正篇和续篇描写了从1955年初冬到1956年上半年间,湖南一个僻静的山村清溪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发生的异常深刻的变化。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遵照毛主席关于作家要“深入工农兵群众”的教导,将全家从北京迁回家乡湖南益阳农村,住益阳市郊桃花仑乡竹山湾,在此建立长期的生活和创作根据地。他兼任附近的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帮助旦家村农民办起了初级农业合作社。正是这实实在在的生活实践,促使了他的创作丰收。《山乡巨变》正篇于1957年12月完稿,先在《人民文学》上连载,续篇定稿于1959年11月,先在《收获》上刊载。正篇和续篇先后于1958年7月和1960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一问世就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好评。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4月到1961年2月,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出版社发表的各种评论文章就多达四十多篇,《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文学评论》《读书》等重要报刊都有评论,《人民文学》编辑部还编辑出版了《评〈山乡巨变〉》一书。评论家们把《山乡巨变》与《暴风骤雨》作了对比分析。王西彦认为,“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农民们在解放后所经历过来的两场巨大的革命运动,虽然《暴风骤雨》写的地区是东北,《山乡巨变》写的是作者的家乡湖南,但从它们所反映的历史情况来说是姊妹篇。”而“人物描写上的成功,使作品显出思想的深度。”(15)朱寨也认为:“《暴风聚雨》和《山乡巨变》双峰并立都是他创作山脉中的峰巅,而两者的内容风格迥异。由此可以想见从前者到后者迤逦发展的过程和作者的呕心沥血,苦心经营。”(16)《山乡巨变》是作者继《暴风骤雨》之后,“创作进程中达到的一个新高度”。(17)《山乡巨变》和《暴风骤雨》一样,于1960年和1961年它的正、续篇先后被译成俄文,分别以《春到山乡》和《溪水清清》作为书名,由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的知名学者B·克里夫佐夫,他分别为这部小说的正、续篇撰写了长篇序言,赞扬“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中国农村的乡土气息,散发着山茶花的浓郁芳香。”认为“这本书不是闭门造车之作,而是来自生活的深处,不是出自一个脱离生活的人之手,而是一个积极主动投入生活的作家的精心创作。”(18)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也很快出版了由西域秀枝翻译的《山乡巨变》的日译本,从而扩大了国际影响。
深知周立波创作的林蓝在《〈周立波生平与创作〉序》中曾说过:“他以其作品忠实反映了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主题——从抗日战争到东北土改,从解放后的工业重建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是党的无产阶级的‘遵命文学’的代表作家。”(19)可以说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业建设的《铁水奔流》正是一部“遵命文学”的又一杰作。周立波自己也曾在《〈铁水奔流〉的创作》一文中说过:“一九四九年,我曾听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的传达,受了启发,一进城,就想了解和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业建设。”(20)于是他从1951年2月到1954年,先后三次去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总共在工厂待了十个月,前后修改了六遍,写成了这部《铁水奔流》,1955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刚一问世就在石景山钢铁厂销售六百多册,许多职工争相购买。工人们都为能看到描写自己生活的作品而高兴。周立波为工农兵而创作,不愧是优秀的人民作家。
作为优秀的人民作家 ,周立波以文学大师鲁迅为榜样,继承了鲁迅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他景仰鲁迅首先就表现在对鲁迅作品的热爱。早在三十年代他就盛赞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1943年他在上海《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一文中就认为阿Q的典型形象是我国新文学中的第一个“伟大的典型”,“我们的文学除了阿Q以外,再找不出第二个典型”。(21)1935年他发表《文学的永久性》,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只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高度的形象化)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伟大的作品,才能确立作品的永久性。”“据人们的考据,晚清变法,五四维新的时候,产生了许许多多表现进步的思想的小说,到现在都湮没无闻,只有阿Q却光荣的成为了国际的人物。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单单是思想性,不足以解释文学的永久性。”(22)这就从思想与艺术高度结合上评价了鲁迅的《阿Q正传》,阿Q这一形象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著名典型的缘由。也正是在这一年,周立波发表的《替阿Q辩护》,在周扬的建议下,他将文章的剪报寄给鲁迅看,并写信求教鲁迅:阿Q有无模特?又是怎样熟悉阿Q那样的雇农生活的?鲁迅当即复信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鲁迅1935年12月13日日记也有“得立波信,即复”的记载。
在那战斗的年代,周立波对鲁迅“杂文和短论”也给予崇高得评价。他在《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这篇总结性的论文中,针对有人对《文人相轻》竟然写出一至七论,质疑有无价值时,他指出这些短论“替大家指出了一条抗争的路,骂倒一个坏蛋的文章,在大家看来,都有价值”。(23)他对鲁迅得杂文《纪念刘和珍君》更是推崇备至,多次赞赏。1935年12月21日和22日,仅仅两天时间,周立波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和上海《大晚报·冬至》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文学》,都提到了《纪念刘和珍君》。前文写道:“国防文学的形成和内容却是无限多样,无限广阔得。它可以是小说、诗歌、戏曲、札记等等形式”。“而《纪念》一样的感性的追悼文章,更是学生运动的历史记录的最好例证。”(24)这里所提到的《纪念》,就是鲁迅所作的《纪念刘和珍君》。后文指出像刘和珍这样的反抗强暴的学生,虽然“有了新的继起”,可像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却还“没有继起”,所以他热切希望能有鲁迅这样的“写《纪念刘和珍君》的激动的抒情者”。(25)
周立波以鲁迅为师,而鲁迅给他的创作以指导,我们仅从周立波所发表的《怎样读小说》一文便可看出端倪。他就“怎样读小说”为由头,批评有人“把小说看成了消闲品,一提起读小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仰卧在沙发上和床上的懒洋洋的光景。”他进而联想到如何写小说,认为“读小说的游戏的态度,是要辜负作者的。”因为“伟大的作家都是带着无限的严肃和崇高的目的去作小说的。”随后他引证了鲁迅的论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鲁迅的“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原则,引导和培育了像周立波这样的优秀的人民作家。“小说不但是以严肃的态度表现人生,而且是以科学的精神处理人生的。”(26)——周立波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总之,鲁迅对周立波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远的。这正如李华盛、胡光凡两位学者在《周立波与鲁迅》一文中所概括的:“鲁迅的创作实践、鲁迅的文艺主张以及鲁迅的战斗业绩,都给周立波以深刻的影响;周立波是在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文艺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一名英勇战士。”(27)而周立波也始终不忘鲁迅这位良师。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周立波著文《无可言喻的悲哀》,对这位“东方文学的大师,中国反封建反帝斗争的最强韧的骁将”,(28)表示深切的悼念。1940年周立波到延安之后,便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出席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文学论文《论阿Q》。1948年10月15日,周立波在哈尔滨《知识》半月刊第9卷第1期上,发表《纪念鲁迅先生》。四天后,他又在哈尔滨《东北日报》上发表文学论文《谈谈鲁迅先生的杂文》,纪念鲁迅逝世十二周年,并在自己主编的《文学战线》月刊第1卷第4期上,撰写了《纪念鲁迅先生》的社评。可以说周立波对鲁迅的崇敬是终其一生的,而他也不愧是鲁迅的一名合格的学生。
作为优秀的人民作家,周立波与群众心连心,用王首道的话说,他是“毕生扎根在人民群众中”。我们仅从他多次捐款,也可以看出他热爱人民那颗火热的心。1938年当他从汉口《新华日报》上看过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抗日通电之后,便从读书生活出版社预支稿费,捐款五十元支援抗日,并致《新华日报》编者信。1951年6月,为中央文学研究所发起捐献的“鲁迅号”飞机捐款一百五十万元(旧币币值,合新币一百五十元)。这一年的7月,周立波参与摄制彩色纪录影片《解放了的中国》而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他把这笔奖金全部捐献给文艺界为抗美援朝购买“鲁迅号”飞机。1952年6月,他又把《暴风骤雨》所获得的二万五千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购买书报的费用,并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全体指战员信。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用这笔捐款购买《普通一兵》《暴风骤雨》等大批书报转送给志愿军广大指战员,鼓舞他们的斗志。而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并没有忘记他。对此,周仰之就深有体会。她说:“最可贵的是读者对书的印象可以深刻到过了几十年都忘不了。去年我去南卡参加卡尔逊纪念活动。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江承宗大使知道我是立波的孙女之后,竟然向我鞠了一躬,说谢谢我祖父立波写了那么好的小说,让我不安了好久。立波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之后,拿奖金给志愿军官兵买了不少的文学读物,其中也包括《暴风骤雨》。”(29)此外,1953年10月,周立波又捐献一笔稿费给中国作协机关兴办幼儿园,并出席幼儿园开园仪式。1955年冬,周立波在老家益阳邓石桥乡参加试办高级社,不仅积极动员亲友带头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而且拿出一笔稿费支援农业社建立果园、畜牧场,开办俱乐部……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表现出人民作家热爱人民的高度自觉和极大热忱,远远超出了金钱本身的意义。
 
渊博的赤诚学者
 
周立波不仅是一位战士、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学者。由于他刻苦努力,知识广博,可以说古今中外无所不晓。青年时代的周立波就自学英语,1928年就开始翻译作品,从1934年秋到1937年夏,他的翻译作品就多达近百万字,写了许多介绍外国古典作家及革命进步作家诸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马克·吐温、萧伯纳、巴比塞、罗曼·罗兰,以及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的主要译著有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此外,还有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以及毁灭于战火而未能出版的高尔基等人的报告文学集《白海运河》。周立波不仅懂英文,也懂日文。他在《〈被开垦的处女地〉译后附记》中说:在翻译肖洛霍夫的这部小说时“我不懂原文,我只能靠英译重译,找日文参照。”而且使我们了解到,他先找到的英译本是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合作出版社”出版的译本,日译是上田进本,事后发现“这两种译本是两种文字中的劣译”。后来他又找到加里的新的英译本和米川正夫的新的日译本,都是比较完善的译文。于是他按这两种译本重新翻译。他说:“我主要的根据加里的英译,参照米川正夫的日译,有时也得到莫斯科版的英译的一些帮助,上田进的译本差不多不大参看。加里的英译,每章有小标题,因为都不包括每章的内容,而且其他三种译本都没有,我也略去了。两种英译都略去了第三十四章的一首民谣,我依据了日文补上,此外英译还有许多故意省略和无心漏译的地方,我都参照其他译本译出了。”(30)由此可见,他的译著是相当认真的,表现了一位学者做学问的严谨。
周立波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不仅笔译过硬口译也过硬,所以才能在1936年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汉口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翻译,到北平后又被留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翻译。后来在承德和赤峰,他又先后负起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承德执行小组和赤峰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翻译的重任。
周立波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很高的造诣。十五六岁时他就爱读《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说岳全传》等许多古典小说,他还读过《资治通鉴》等史书。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红楼梦》等尤为钻研。正是在这种广博学识的基础上,他才进入现代文学领域,从事小说创作的。所以不乏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比较对照,对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对照,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精华。比如他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无论是小说的艺术结构、人物刻画还是环境描写,都对古典小说有所继承、借鉴和发展。就从周立波的小说在典型形象的刻画上常常给人物取外号来说,就是古典小说常用的方法之一。《水浒传》中的人物,几乎都有外号,《三国演义》也不乏其例。这些外号多半是人物性格的代名词,用得好,对于刻画人物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暴风骤雨》中“赵光腚”这个外号,表现的是赵玉林在旧社会的极端贫困,而“杜善人”表现的是地主老财的伪善。《山乡巨变》中盛佑亭的外号“亭面糊”,表明他“马马虎虎,面面糊糊”;王菊生人称“菊咬金”,形容他霸蛮无理,刁钻尖刻……这些都是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传统技法的表现。
其实,周立波是以翻译家和理论批评家走上文坛的,在此基础上才从事小说创作。我们翻开“周立波著译系年”便可看出,20世纪30年代他发表的文章多是翻译作品和评论文章,只有少量散文、诗歌,1938年以后才陆续发表报告文学,而小说创作只是到达延安之后,第一个短篇小说《牛》发表于1941年6月6日、7日的延安《解放日报》,这已经是进入40年代了。30年代,周立波就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林语堂、巴金、沙汀、艾芜、萧军、萧红、舒群、罗烽、宋之的、端木蕻良等几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过评论,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他们的创作成就。周立波的评论也把眼光投射到世界文学领域,对许多外国古典作家及革命进步作家,诸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马克·吐温、萧伯纳、巴比塞、罗曼·罗兰、高尔基、肖洛霍夫等都做过评介。
正因为周立波具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功底,他来到延安后才成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一名享有盛誉的教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给学员们所讲授的“名著选读”,不仅有鲁迅的《阿Q正传》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中国文学名著,而且讲授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包括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奇、涅维洛夫等苏联作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作家以及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等西欧作家的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大大提高了学员们的文学修养和欣赏写作水平。而他当年的讲课也是颇受欢迎的。“每次讲课除了文学系的学生外,别系的学员甚至职员也会来旁听,总把窑洞的院落挤得满满的。学生们坐在各式各样、高低不等的自制小凳、木墩或半块砖头上,他就站在学生的中间侃侃而谈。”有的学员这样形容听课的感受:“一顿丰富的‘美餐’开始了,我们怀着幸运和感激的心情承受他亲手制作的‘宴席’。”(31)
为了学员们更好的学习,周立波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不辞辛苦地为学员们撰写讲授提纲,可惜这些十分珍贵的资料大都遗失,幸存下来的部分也是残缺不全。周立波逝世后,经过他的夫人林蓝和有关同志整理校注,先在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季刊上发表,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周立波鲁艺讲稿》(外国名著选读讲授提纲)出版。书中包括《蒙田和他的散文》《司汤达和他的〈贾司陶的女主持〉》《〈贾司陶的女主持〉的诗的表现在哪里?》《巴尔扎克》《梅里美和他的〈卡尔曼〉》《莫泊桑和他的〈羊脂球〉讨论提纲》《浮士德的故事》《浮士德》《普式庚:〈驿长〉》《谈果戈里和他的〈外套〉》《〈混人〉讨论提纲》《罪与罚》《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四次报告)、《安娜·卡列尼娜》(第五部)、《讨论会》(关于托尔斯泰和他的艺术主张)、《〈一个秋夜〉讨论提纲》《毁灭》《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关于童话的论述及对〈表〉的分析》《关于莱辛论画与诗的界限》等共二十二篇、十余万字尚存下来的讲稿。林蓝在《〈周立波鲁艺讲稿〉校注附记》中写道:“立波同志的这些讲稿,是在那时书籍奇缺,难以找到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是在那时极为珍贵的棉籽油的昏黄闪烁的灯苗下,是在那时视为最高级的各色油光纸上,是在那时鲁艺东山窑洞里的无数寒冷的冬夜与凉爽的夏日写成的。在讲稿上那些细小难辨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倾注着立波同志为党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无尽的赤诚和心血!”(32)周立波,真真切切地称得起一位渊博的赤诚学者。
周立波同志于1979年9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在同年11月18日举行的追悼会上,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悼词》中称道“周立波同志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的一生,是一个革命战士的一生。他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党员。周立波同志数十年如一日,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事业,他坚决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优异的成绩。”(33)尤为可贵的是,周立波同志是一位战士、作家、学者三位一体的杰出人物,这在中国文坛上是不多见的。随着历史的进程,愈加显露出他那独特的风采。一切为了人民的作家,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谨以此文纪念周立波逝世三十五周年!
 
 
 
参考文献
(1)(10)(29)(31)参看周仰之:《人间事都付与流风:我的祖父周立波》,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223、224、225、142、143.
(2)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在东北》,《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3)林蓝:《战士与作家——〈周立波文集〉编后记》,《人民文学》1981年第11期。
(4)(5)肖林达:《回忆一段战史——怀念周立波同志》,《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6)转引自胡光凡:《周立波评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394
(7)(9)转引自周立波:《〈韶山的节日〉事件的真相》,《湘江文艺》1978年第1期。
(8)转引自胡光凡:《周立波评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397
(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856、859.
(12)[苏]B·卢得曼娜:《〈暴风骤雨〉俄译本第一版前言》,转引自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364、361、363.
(13)(14)参看胡光凡:《周立波评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38、239.
(15)王西彦:《读〈山乡巨变〉》,《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16)朱寨:《〈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17)朱寨:《谈〈山乡巨变〉及其他》,转引自胡光凡:《周立波评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82.
(18)[苏]B·克里夫佐夫:《〈山乡巨变〉正篇俄译本译者序言》,转引自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455.
(19)林蓝:《〈周立波生平与创作〉序》,收入庄汉新:《周立波生平与创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2、3.
(20)周立波:《〈铁水奔流〉的创作》,转引自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365.
(21)周立波:《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周立波选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
(22)周立波:《文学的永久性》,《周立波选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23、19
(23)周立波:《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周立波选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21
(24)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周立波选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6
(25)周立波:《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文学》,《周立波选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8
(26)周立波:《怎样读小说》,《周立波选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25、26
(27)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与鲁迅》,《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3期。
(28)周立波:《无可言喻的悲哀》,《周立波选集》第4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37
(30)周立波:《〈被开垦的处女地〉译后附记》,转引自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57、58.
(32)林蓝:《〈周立波鲁艺讲稿〉校后附记》,《周立波鲁艺讲稿·附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159、160.
(33)《周立波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转引自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
 
(责编    姚时珍)
 
作者简介:王建中,辽宁沈阳人,满族,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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