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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周骏羽政协提案简述

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周绍雄 人气:

周绍雄
  周谷城之子周骏羽1942年出生于益阳老家周家围子,生肖属马,周谷城给他取名为骏羽。周骏羽五岁离开老家到上海,在上海读完小学、中学,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政协工作。他说“我父亲当年是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政协的。他们那一代委员,习惯于如实坦诚地向中共报告自己所联系界别的情况,在不同时期为党和政府分忧、做工作,责任感、使命感都反映在日常工作中。”
  周骏羽担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整整25年。他是唯一的非中共驻会副秘书长。在政协,他列席党组会议,对政协重大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
周骏羽199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继承父亲的传统,把“参政议政”作为自己的责任,每届政协大会之前,都要深入调研,把一些地方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写成提案,带到北京去。
 
 
  周骏羽一直关心三农问题。他听到反映,惠农资金监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惠农补贴资金和实物补贴落实还不及时;惠农政策和资金落实还不到位;惠农项目的验收、运营、管理还不够到位;另外,一些部门行政效率不高。
  为此,周骏羽经过调查,提出建议,要进一步落实责任追究。对惠农补贴资金应该有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禁止弄虚作假和挪用、挤占惠农补贴资金,对惠农补贴项目的立项审批、实施建设和审价验收也应该有专人管理。要进一步加强对资金和项目的监管。对基层具体落实操作还应该细化出台一些相关的实施细则。要进一步规范惠农补贴资金发放的操作程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逐级监管、公示、审计制度。要进一步增加政策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要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协作。多从务实、高效的角度出发,转变职能、提高效能。
 
  
  周骏羽在调研中发现,2008年,全国共有儿科医生6.17万人,但0至14岁的儿童却有2.3亿,比例约为0.2598个儿科医生/千儿童,部分地区的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有较大差距。此外,自然减员加上每年因各种原因转岗、辞职等造成了大量儿科医生的缺失。有业内人士指出,比起美国每千名儿童1.5个儿科医生的配置,中国至少还缺20余万名儿科医师,即使将儿科医生配置数量的目标减半,未来10年每年仍都需要增加1万名左右的儿科医师。目前我国儿童“看病难”的程度已超过成年人。儿科医生的数量已远远不能满足儿童群体的就医需求。由于人才有限,一些在岗的医师常常要加班加点地超负荷工作。
  儿科诊室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儿科医师的不断缺失。据中国医师协会资料显示,我国儿科医生最近15年内仅增加了5000人。 “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是目前儿科医生的真实写照。虽然儿科对医生的技术能力要求非常高,但儿科医生的收入在综合医院医生收入中却是低的,儿科医生的逐渐流失已是目前各综合性医院的普遍现象。”周骏羽认为,长期以来儿科不受重视的现状又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儿科专业医师培养不足、流失严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难以完成正常门诊和病房治疗工作。
  根据去年上海市人口调查结果预测,2012年上海市常住户口新生儿的出生数将达到18万。“一方面,儿科服务的需求大幅攀升;另一方面,综合性医院儿科却在不断萎缩,有些医院甚至撤销了儿科,只是在普通内科门诊诊室铭牌旁再挂个儿科的铭牌,和普通内科病人一起看。”
  对于儿童就医难,儿科医师大量流失的现状,周骏羽认为,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主要靠增加供给来解决,这是从源头上解决人才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想从事儿科的医学毕业生,必须在念完5年的基础医学后,再进入儿科培训基地进行为期3年的专业学习才能进入岗位工作,进入医院第一年必须在带教老师的带教下学习工作,1年后考取职业资格后才能独立上岗,近乎10年才能培养出一名儿科医生。近几年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人才自然减员、儿科医师纷纷跳槽、转科等各种原因使临床儿科医生捉襟见肘。他建议卫生部门要结合新一轮医院等级评审,在体制机制上增加医院儿科医师的编制规模,在二级中心医院投入经费开展儿科标准化建设,规定儿科基本配置,制定儿科药品目录等,帮助二级综合性医院加强儿科建设,引导就医人群。
  他还建议卫生部门加强基层儿科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儿科医师培训制度,建立社区儿科医生队伍,完善三级转诊体系,建立教育培训基地等。针对部分医院反映的编制紧缺、儿科医务人员收入少导致儿科萎缩情况,周骏羽认为,卫生主管部门可与相关部门协商,增加儿科人员编制,制定合理的分配机制,调整诊疗费、护理费,对急需的高级儿科专业人才大力引进,也可采取延迟退休或返聘退休且身体健康的高级职称儿科专业人才,想方设法解除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得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更好地惠及百姓。
  周骏羽认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是导致儿科萎缩的主因。周骏羽在提案中建议,应首先强调综合性医院儿科的公益性,不能单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儿科的价值,“可仿效公共卫生经费拨款的模式,将儿科设为公益性科室,增加儿科医生的绩效工资和津贴,在综合医院中,尤其在二级中心医院中要保护、发展儿科,使儿童家长带孩子放心就医。”
 
 
  “历史文化村落包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保护古村落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历史和未来的一份使命和责任。”周骏羽一直关注古村落保护问题,他提交了相关提案,指出“城镇化建设、旅游开发等与古村落保护并不冲突,不能重开发、轻保护”。
  我国现有约60万个村庄,其中古村落大约有5000个,占全部村落数量的比例不到1%,古村落分布密集的省份包括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安徽、湖南、贵州、云南、山西等。这些村落大多始建于明清时期,有的还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甚至更早。其古老的历史风貌、科学合理的景观布局、异彩纷呈的民族特色使它们成为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并具有实证、研究及审美价值。但是,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这些古村落正面临着毁灭性灾难,周骏羽列举了种种表现:老房子的自然颓败;随意的抢占性新建、翻建;村民对原有居住环境不满意;公路、发电站等建设带来的破坏;旅游经济引发的过度开发;土地集约化导致对民宅基地的调整、兼并等。
  周骏羽通过调研发现,国外很多发达国家都找到了保护与发展齐头并进的出路。在如今国家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他建议组织综合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团队,研究并建立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村落进行甄别、分类、评级,并进一步指定相应保护规划。此外在旅游开发中,要尊重和维护村民自治的权利,政府不应以各种形式取代村民权利的行使,以防止村落文化、民族文化在商业包装和运作中失去本色。
 
(责编  胡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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