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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蓝作品的民间性

来源:三周研究 作者 :徐燕 人气:

 
徐燕
   
 
  【摘要】林蓝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通过人物塑造反映时代大主题,使得林蓝作品生动有致引人注意的地方恰恰是对民间风士人情的多方展示。
  【关键词】林蓝  作品  民间性
 
 
  林蓝何许人也?今天的人们已经非常陌生了,但是提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反映农村土改运动的电影《暴风骤雨》与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许多人或许耳熟能详,在红色经典电影重新引起人们关注的今天,一些老导演与演员又回到当代人的视野中,而作为这两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经典的编剧,已然被悄悄遮蔽遗忘。所谓经典,它不仅是曾经那个时代的记录,时至今天,从某个角度回望,依然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回望林蓝的作品,以林蓝的作品个案探寻红色经典的存在价值,将以往形成的观念融入新时期的特质,以此来探讨经典之所以能够得以延续的深层次原因。
林蓝作品的时代性特征
 
  从文学理论角度而言,文学写作是一种个体化的审美创造过程,但从文学思潮的整体趋势上看,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虽然选材有所差异,但文学审美倾向、问题探讨与解决的路径、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往往具有趋同性特点,这是由于时代的主流文化,社会环境以及个人文化心理的相互影响使然。作家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以及置身于社会大潮中的自我修复意识逐渐建构而成的审美倾向,会与时代主流形成一种同构性。特别是深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的一代作家(以下简称《讲话》),在解放区文学创作与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呈现出思想与主流文化高度统一的创作趋势,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
  综观林蓝的作品,她的主要作品集中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末期,小说《冷子沟的斗争会》(1946年)、《桂屯的沉默》(1946年)、《高三柱娶媳妇》(1946年)、改编周立波小说的同名剧本《暴风骤雨》(1959年)等都反映了农民土改闹革命、翻身做主人的生活巨变过程,从林蓝评论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中可以看出林蓝对于文艺创作方向的理解:“《暴风骤雨》是立波同志实践毛主席《讲话》所指出的道路的创作成果……表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如何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下获得解放,表现了这一民主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主题”(1)。具有新中国儿童电影里程碑意义的剧本《祖国的花朵》(1953年)讲述了思想落后的小学生在抗美援朝英雄的感召下、老师和思想先进的小学生的帮助下由后进变先进的故事,剧本中孩子们的斗私批私、团结互助的故事与当时我们国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主题遥相呼应;文革后,林蓝创作的剧本《神奇的谷种》(1980年),讲述了红军送给村民的谷种的神奇经历,剧本《童工泪》(1983年)中,以苦孩子李鸟的成长经历控诉了以周大堂为首的地主剥削阶层对百姓的残酷压榨、解放军给人民带来的希望与新生……这些作品依然延续了阶级斗争的主题。显然,将《讲话》的精神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准则、内化为个人创作的动力,是林蓝个人创作的主动选择。
  尽管林蓝的创作题材与审美理念深深地刻下了时代的印记,但是作家多年的革命经历、对农村生活的体验融入了她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独特的观察视角,体现了一位创作主体有别于他人的差异性。林蓝1920年出生于河南临汝县,在河南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1937年奔赴延安,1945年,林蓝和丈夫周立波一起参加东北解放区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以此为基础创作了系列短篇小说、改编与创作电影剧本。在林蓝的作品中,应和时代主题的外表下蕴含着作者对民间生活经验与民间思维角度的挖掘,在她展现的红火热烈的革命运动改造中透露出民间传统的凝重厚实,使得读者在她已然成为历史书写的文本中读出影响现实的民间力量,或许这就是红色经典在某个层面依然能够打动今天读者的原因之一。
 
民间风土人情的书写
 
  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林蓝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反应时代的大主题,小说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运用当时的政策来图解生活,囿于时代对于作家的要求,故事的总体走向呈现出特定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使得林蓝作品显得生动有致引人注意的地方,恰恰是对民间风土人情、人世万象的多方展示。因此,在反映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小说、剧本中,虽然叙写的是农民在先进人物的带领下,与凶残狡猾的地主恶霸进行斗争,历经波折,克服重重障碍、最终打倒恶霸获得新生的故事,但在这些近乎图谱化的故事模式中,吸引当今读者的不是先进人物克服百难坚定无畏的英雄气慨,而是隐藏在这些图谱化故事下面的人生百态,小说对民间风土人情的书写,展现了丰厚的民间社会生活底蕴。
  《童工泪》讲述了苦孩子李鸟一家三代人被地主周大堂欺压的故事。在以周大堂为首的地主恶霸阶层看来,李鸟的出生破了周家的风水,克死了同时出生的小少爷,李鸟的存在对于周家而言就是不详的象征,虽然阶级斗争是小说的预设主题,在这里民间的迷信思想成为地主阶层恃强凌弱的原因之一。而从出生开始就辗转在生死线的李鸟一再得以死里逃生,是那些具有善良本性的人们的不断扶持:为了保存李家的独苗,姑姑瞎姑和姑父范有德背井离乡;长工老崔头虽然有“咱穷人就得认命,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的宿命论思想,但还是鼓励李鸟“你就熬着吧,熬大了,学上本事,再远走高飞!”;孤寡老人王奶奶偶遇逃命的李鸟姑侄三人,就好心地替他们介绍工作糊口……中国自古就有“守望相助,患难相恤,有无相通”的文化传统,小说在穷人之间相扶相依的艰难生存历程中的描述中,展现了民间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
《祖国的花朵》以帮助杨永丽、江林这两个落后小学生的故事为线索,表现了孩子们的心灵成长的历程。影片以志愿军杨志平为小学生讲述抗美援朝的英雄故事、鼓励孩子们努力报效祖国作为开头结尾,但是综观整个影片,杨永丽、江林由后进变先进的转变并非英雄力量的感召,在两个落后学生的学习、生活遇到重大阻碍时,伙伴们发自内心的人情之美感动了他们,在学习生活当中孩子们相互善意的扶持、影响是落后学生转变的根本动因。
  民间的风土人情汇聚了丰富宽广的民间多方位的生活文化形态,它承载了自古而今不断积淀的民间伦理道德观念、民间生活方式、民间宗教信仰的丰厚的传统性土壤,在岁月流转中,民间的风土人情虽然不断受到主流文化的教化影响,自身悄然发生转变,但民间传统文化的积淀厚实稳当,显示出具有稳态特征的结构,它构成了百姓能够生活在民间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
  《桂屯的沉默》讲述了农村土改运动中农民们由对斗争地主恶霸顾虑重重至坚定信心的转变历程。虽然农民们对恶霸桂乡长痛恨不已,但桂乡长通过小恩小惠拉拢了一老一少替自己在土改动员会中说好话、做眼线,“枪打出头鸟”、担心桂乡长日后报复的想法让农民们都持观望态度,动员会不了了之。《冷子沟的斗争会》中,地主贾老七恶贯满盈,然而农民们在斗争他时依然畏缩不前,贾老七提前放话:“我贾老七到胡子队里是个头,到八路军那里也能当上个官……”农民们“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冲动被头脑中既定的“官官相护”的思维定势限制,这是民间百姓祖祖辈辈中既得的生存经验,“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即便是具有敢作敢当性格的徐跟成,在决心同贾老七斗争到底时也颇具农民式民间英雄视死如归的味道:“我徐跟成是当过胡子?还是偷过谁家的萝卜,拔过谁家的葱?大家要说我徐跟成不是坏人,哪一天我徐跟成被害了,可就是贾老七下的毒手,给我报仇不报仇就在大家的心啦……”林蓝对这些不够坚定的人物的言行描写,恰恰真实表现出了农民的文化思维模式。《祖国的花朵》中,杨永丽自私的根源在于其母亲小市民特有的自私自利本性对她的影响以及娇生惯养所致,杨母虽然出场不多,但她那充满小市民味道的言行使得影片生动有致。
  “当我们在村民的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看到活跃着的‘传统’时,应从两个视角去分析:一是旧习惯的残留作用。二是传统依然是他们对付生活之需的东西。换句话说,传统依然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而并不单纯是一种‘多余、甚至是有害的残留物’……传统决不单纯是一种过去时代的残留物,而是村民依然生活其内的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充满阶级路线、革命斗争的故事框架中,林蓝对这些颇具私心的小人物的言行生动细致的描摹,透露出底层民间的集体无意识,使得她的作品氤氲出民间百姓生存状态的底色,表现了民间百姓生存强劲的生命力,曲折地传达出作家对民间百姓的理解与关照。
 
 
(1)林蓝:《战士与作家——<周立波文集>编后记》,《林蓝作品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270页。
(2)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82页。
 
 
(责编   段正福)
 
 
作者简介:徐燕,女,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 著名作家林蓝作品研讨会召开
  • 在纪念著名作家林蓝诞辰90周年暨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
  • 站在作家林蓝故居
  • 《林蓝作品选集》序言
  • 《林蓝作品选集》出版
  • 益阳市向河南省赠送周立波林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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